法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地位随着行政案件的日益增多，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大量的行政诉求，与此同时，社会生活日趋多元以及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使得在实践中“弱司法、强行政“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行政纠纷也日益呈现多样、复杂的特点。一、行政诉讼和解的定义什么是行政诉讼和解。因立法的滞后性，并没有将其列入法律框架，而在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和解的研究相比于调解来说，研究甚少，并没有形成统一权威的概念，总体上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和解主体只包含争议双方，因为法官在和解当中自由裁量权利很大，容易为了裁判率而主动去联系当事人双方促成和解，不利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或者容易经受不住金钱、人情诱惑与当事主体一方串通，给予其权力寻租的机会，所以他们反对法院介入行政诉讼和解中；反之，另一部分学者基于行政纠纷双方往往有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考量，支持法院参与协调和解中，一方面可以事先审查双方的和解协议有无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产生，另一方面也可基于法院的中立地位，不会对当事人徇私舞弊的特点，排除行政机关行政权的干涉。虽然两种学说基于不同角度对行政和解下定义，但总体上只在行政诉讼和解主体是否需要法院介入产生了歧义，因而在构建这一制度的首要问题是确立法院的地位。二、法院介入的积极效应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赞同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共存的观点，因为二者在适用的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都是在遵循合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展开，二者的达成都需要当事人双方协商、达成合意，且都需要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其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解决行政纠纷，实现更加充分的司法救济，法院在遇到具体案件时，可以向当事人释明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的不同，让当事人自由选择。其中行政诉讼调解必须是由法院主导的，而对于和解，法院若是消极的则可能会有些弊端，具体来说：首先，法院只能基于双方是否自愿、合法而对和解协议进行形式审查，对协议的实质内容不加干预，第1页共6页而这样就会导致双方恶意串通的情形发生，主要包括：第一种是虚构纠纷。即双方为达到自己的利益故意虚构现实中不存在的纠纷，由一方向法院起诉，后“同意”达成“和解协议”，法院一旦认可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行政机关就可以“合法”的向原告方支付金钱利益或者做出某种权利让渡，而作为回报，原告方事后也必定给予好处。第二种是增益纠纷。与前一种情形最大的区别在于该纠纷是现实存在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不断上访、上诉的原告，为避免缠诉以及想要达到自己在位期间仕途上的平和，就可能通过牺牲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私底下与原告达成某种交易来使得原告“自愿”撤诉。这无疑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所以这两种恶意串通的模式的利益流向都是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到原被告双方。因而如果不加强管控，行政诉讼和解甚至可能会为官员以权谋私提供寻租空间、导致司法腐败的情形发生，这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负面的司法效应，也无法使每个人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其次，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可以为行政诉讼和解提供理论上的空间，我们可以借鉴在行政诉讼调解中法院主动在双方之间调解，并且提出调解方案的方式，这有利于法官能够依据具体案情具体处理，探讨适合个案的具体解决模式，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幅度之内选择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就可以在和谐的氛围中解决了纠纷，实现了个案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这种在人民法院主导下的行政诉讼和解体现出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与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责相结合的特点，因此法院不管是事中（由法院主导行政诉讼和解）还是事后（由法院审查和解协议，并准予原告撤诉）介入行政诉讼和解都是有必要的。三、法院介入的负面后果“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理论上说司法权与行政权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涉的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判案，甚至向法院施压、合谋的情形：第一种是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合谋。即公权力机关“共同努力”让行政诉讼的原告撤诉，若这种合谋没有给社会公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任何损失，就可以作为解决行政纠纷新型模式的范本，但若只是为了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