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备课资料邓世昌邓世昌（1849~1894），清朝著名海军将领，祖籍广东番禺，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在1894年9月17日海战中捐躯报国。邓世昌及其将士壮烈殉国后，举国上下一片悲愤，威海百姓自发出海打捞英雄们的尸体，当地流传着“通商卖国李鸿章，战死沙场邓世昌”的歌谣。海战失利，朝廷震动。光绪皇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也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台湾各阶层对马关条约的反响《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清政府的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内而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相谏阻。”其中，各部院谏垣的中下级官员尤为活跃。他们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从4月中旬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在他们中间，礼部主事罗凤华、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会章、礼科给事中丁立瀛、侍读奎华等156人、广西巡抚张联桂、广西监察史高燮、湖北巡抚谭继洵、两江总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署理台湾巡抚康景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等人的疏言都较有代表性，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之策，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相持既久，敌必困败等等。《申报》发出了民众之呼声，“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四川农民军则发布檄文，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疾言兴师伐日，显示了广大农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捍卫祖国领土的决心。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通过将反对割台和变法自救结合在一起，使这场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容。签约的消息传到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是时，风云变色，若无天地，澎湖之水为之不流。”三月二十六日，“台民不服闭市，绅民拥入署，哭声震天”，强烈抗议割让台湾。是日，台北人民“万众一心”“鸣锣罢市”，宣布饷银不准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所有税收留归抗日之用。为了保卫世代辛勤耕耘的家园，为了保卫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他们抱定“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决心，每天都有千数百名群众自愿加入抗击日寇的队伍，他们坚决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与此同时，他们又发布《台湾人民抗战檄文》，怒斥、声讨李鸿章等人割让台湾、“卖国固位”“无廉无耻”的滔天罪行。为此，《檄文》以台湾人民的名义严正声明：“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檄文》中这种激烈言词清楚证明广大台湾人民对自己的故土是何等的热爱，而对于卖国权臣又是何等的痛恨！这篇令人至为感奋的《檄文》“原提示于彰化县署前”，从而充分说明：众多人民为了保卫家园已在台湾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了。用心爱心专心从是年五月起，各地的台湾人民高举义旗，同仇敌忾，不畏强敌，以简陋武器同日本入侵者展开殊死搏斗，许多台湾民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以身殉国，他们的高尚情操和视死如归的行动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烈篇章。徐骧徐骧，字云贤，咸丰八年（1858），出生于台湾苗栗县头份庄，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同日本侵略军的激战中以身殉国。徐骧之祖世代务农，耕而兼读，徐骧亦如之。他读古人之书，不屑于索求章句，甚求其意，颇有远大之志。耕读之余，且酷爱武术，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