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西方传说中的基督耶稣诞生前几个世纪，正值中国的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之际，中国社会犹如一个大熔炉，处于剧烈而深刻的变动之中。新的阶级关系酝酿出现，奴隶制度走向解体，封建化过程正在进行;神命天子的统治权力开始受到挑战，逐渐削弱，下移到诸侯、卿大夫和士的手中。这个权力自上而下的转移过程的终结和社会封建化过程的完成，是以秦翦灭六国、天下归于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是指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中由君主个人集权、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制度。上古时期，“王制”就是中国君主专制的表现形式，三代时期已经较为完备。周朝的王称“天王”、“天子”或“王”，均表示独尊至上。赵子曰：“称天王以表示无二尊者是也。”（《日知录·经义天王》）秦王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国国体的转变，即实现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但是政体依然如故，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几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秦朝在承袭上古之制的基础上，开中国封建帝制之先河。从此，皇帝变成为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相比之下，秦以前的奴隶制时代，固然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出》）的原则，天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和最大土地所有者，但君主的专制统治只是相对的和名义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变法革新，中国社会逐渐建立起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秦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虽然新兴地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但在思想上和法律制度上依然承袭了上古传统，君主专制的政体并无根本改变。反观西方，15—16世纪西欧普遍进入封建主义解体、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政治经济的原则有意无意地处于矛盾之中”[1]。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以分裂割据为特征的中世纪等级君主制，开始为中古末期近代早期以民族国家形成为基础的第1页共7页“新君主制”或“君主专制”所代替。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旧的贵族势力处于决战前夕的均衡状态时，封建君主便以民族国家的象征和代表的面目出现，把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维持在当时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在西欧确立起来。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和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早期宗教改革家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中初步表现出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政治倾向，如威克里夫、胡司、但盯彼特拉克等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言人。实际上，西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在各民族人民反对天主教会控制、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形成的。英国是较早建立起强大王权的欧洲封建国家，但是13世纪的《大宪章》却强调君主必须尊重封臣的权利，要按照封建习惯进行统治，把王权权威限制在封建习惯许可的范围内。这是近代立宪政府原则的萌芽。这个封建性法律文件为英国议会的建立提供了“法律至上”和“有限王权”的理论根据。1258年，《牛律条例》同样提出了国王必须遵循的“合理习惯”及限制王权的问题，并把一切权力交给由15名诸侯组成的宫廷会议———都铎王朝枢密院的前身。13世纪60年代形成的议会，逐渐掌握了国家的税收权、颁布法律权，而且发展成为审判政治案件的最高法庭。马考莱认为，固然英国国王拥有兵权，但财权却保留在国民手中，这种贤明的政策制约着国王[2]。弥尔顿解释说，英国“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机关，议员是绝对自由的人民选任的。他们具有商讨重大事件的充分权力和权威。设立国王只是为了监督议会两院所提出的一切法案和法令，使它能按他们的票数和决议去推行”。国王只能够监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而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国王对于平时和战时的重大事件都不能作出决定，甚至在执法时他也不能干涉法庭的判决。”[3]中世纪著名法学家布莱克顿（约1200—1268年）在《英格兰法律和习惯之探索》中指出：“没有法律就没有国王”，“国王在政府中有高于自己的权威法律，也就使他登上王位的法律”[3]。虽然这些看法有失偏颇，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国王都是不能执行元首职务的元首。然而王位却又始终存在，同时又终有一个人享有国王的称号”[2]。可见，英国封建社会早期并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度。第2页共7页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与英格兰民族国家同时诞生的，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