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二题文献标识码：A“先生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撄，渠逆奠之能摄，嵌崎莫之能踬，空乏莫之能穷。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这是唐鉴在《清学案小识》中对王夫之一生进行高度概括的一段话，其中所说。事通古今……明得丧兴亡之故”，很容易让人想到《读通鉴论》一书。《读通鉴论》是王夫之一生三百余卷著述中的一部重要史学论著，舒士彦先生在《＜读通鉴论＞校点例言》中说：“船山史论两种，成于最晚之岁，盖读史有感，随事触发。初无意于为文，故每篇皆不立题目；而于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均有论列。”所谓“史论两种”即指《读通鉴论》和《宋论》，两书虽然是王夫之晚年“无意为文”之文。但皆成为探历史得失，明兴亡之故的史评名著。《读通鉴论》。顾名思义，即是以《资治通鉴》为史实根据，阐发对历史的看法。全书包括秦一卷，两汉八卷。三国一卷，两晋四卷，南北朝四卷，隋一卷，唐八卷。五代三卷，共三十卷，卷末又附《叙论》四篇，述其撰作此书的主旨。《读通鉴论》虽然以《资治通鉴》中的人和事为评论依据，但它的内容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资治通鉴》的范围。全书上挂下联，既联系到战国以前之事，也联系到了五代以后宋元明三朝之事，尤其是明代史事，几乎每卷或明或暗都有论及，“自以身丁末运，明帜已易，禹甸为墟，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致焉。”《读通鉴论校点例言》故一部六十万字的《读通鉴论》，与其说是在论历代兴亡之事，不如说是对明朝遭亡国之祸作全面而深刻的反思，所谓痛定思痛，正是王夫之撰作此书的苦心孤诣所在。众所周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简言之，便是“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此种以史为鉴的思想实际上是古今著史者之通识，所不同者，只是由于史家所处时代的差异，各自强调的程度往往不同而已。在经历颠沛流离的反清斗争之后，身负亡国之痛的王夫之尤重史鉴之用，他说道：“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读通鉴论?叙论四》)显然，王夫之对历史的思考，并不仅仅满足于“嘉善矜恶。取是舍非”，重点在于要探究历史得失的深层次原因。例如，对于国家之败亡。王夫之说道：“国家积败亡之道以底于乱，狡焉怀不轨之志，思猎得之者众矣，而尚有所忌也。天子不成乎其为君，大臣不成乎其为臣，授天下以必不可支之形，而后不轨者公然轧夺而无所忌。”(《读通鉴论》卷九)由此他认为皇朝的兴亡并不是由皇帝一人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整个统治集团的庸劣与否，因此。即使君主鄙劣，但如果有一批智谋之臣辅佐，仍可保国家有磐石之同：“曹盂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孟德智有所穷，则荀或、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箅无遗策。迨于子桓之世，贾诩、辛毗、刘哗、孙资皆坐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故以子桓之鄙、叔之汰，抗仲谋、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读通鉴论》卷十)王夫之的这种议论，显然是有感而发，作为晚明抗清斗争的亲历者。王夫之对明朝末季，尤其是在抗清斗争中所出现的权庸误国、将骄兵情的这一突出问题有着切肤之痛，故能作此深刻之论。可以说，曾经的险恶斗争经历，造就了王夫之非同一般的见识，这是书斋学者无法与之比肩的。回首故国的历史，王夫之实在有着太多的东西需要反思：封建之策、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皆可导致一个皇朝走向衰亡的问题，却在二百多年的明朝历史中交替演绎，并最终导致明皇朝的大厦倾崩于刹那。因此，对故国的痛定思痛，这些都是王夫之无法回避、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让王夫之愤懑于胸的无疑是异族的入侵，导致故国的最终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