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管执法特色及借鉴城管无小事！无论是压倒一国政权的“茉莉花革命”小商贩，还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形势下的“占领华尔街”等市民游行示威，都在不断考问着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效能。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国家都探索出一整套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城市管理执法体系，不断破解诸多城市发展难题，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构筑、维系着城市健康、有序、和谐地发展。其中，许多国外的城管执法措施值得我国借鉴。（一）各具特色的城管执法法律权威保障。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管执法权威性强，拥有较完善的相关法律体系的支撑，对城管执法的法律授权充分、翔实。但是，执法人员一般没有裁定权，相关违法案件的终极裁定权在法院。美国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完备、执法监督严格。美国的各个城市都依据国家、州、郡的法规制定了地方性的具体法规，对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均有明确规定。例如，除了道路、交通类的一般性法律外，美国纽约还专门制定了《纽约市摊贩管理条例》和《摊贩保护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了摊贩获得营业许可条件、许可的营业项目、营业时间、营业地点、摊位结构、食品卫生要求及操作规范、相关责任与义务、收费与处罚依据等，使摊贩和执法者均有依据，从根源上避免了异议和冲突。亚洲国家更多的是通过关于食品卫生、道路等法规和纲领性文件来规范摊贩行为。日本最为典型，其《轻犯罪法》《食品卫生法》《道路交通法》《道路法》和地方的纲领性文件共同构成了详尽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轻犯罪法》规定了34项轻犯罪，包括潜伏于无人的住宅、建筑和船舶内，携带凶器、作案工具，给公众造成干扰的流浪者，在公共场合对他人动粗或者恶语相向，丢弃对人存在危险的动物，随地吐痰和大小便，随便丢弃鸟兽尸体和污染物，妨碍他人通行等。如果有人触犯了该法律，可处以拘留并罚款。根据这部法律，几乎所有不文明的行为都可以被惩罚，对规范居民行为，加强城市管理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城管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欧美发达国家明晰，但在进行摊贩管理方面非常细化并实施严格，保证了管理的效果。（二）有限授权的权威执法，注重执法效能。西方国家普遍重视城市管理部门的组织协调和运作，强调综合执法效能。德国公共秩序管理局拥有强大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其权限在一定程度上超过警察局。因此，在德国，公共秩序管理局可以组织和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甚至调配警察局的部分警力。德国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与公共秩序管理局强大的组织协调功能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密不可分。（三）自始至终的公众参与。美国“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需要遵守一系列的程序，公众参与度很高。通过居民投诉、其他机构提供信息、当地稽查员巡视、在特定区域的系统检查等多种途径，一些潜在的违规行为会露出蛛丝马迹。一旦接到投诉，该领域检查员会开始调查，确定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如果存在违规行为，检查员会口头或者书面通告当事人。如果有多项违规行为的话，当事人会收到违规行为名单列表和一份传讯通知书。公共服务和社区指导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充分听取当事人和各方的意见。比如，有关建筑物和环境问题，根据违规状况的严重程度，“城管”部门可采取以下措施：限期纠正违规行为、提起法律诉讼、发布当事人搬出房屋的命令、将房屋征用为国有。公共服务和社区指导委员会将举行征用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当事人可向委员会请求延期纠正违法行为。但如果委员会正式宣布征用该建筑，所有相关方将会收到10天内拆毁该建筑物的挂号邮件。如果拒不执行，“城管”将强制执行，由当事人承担拆除费用，费用根据该建筑物所处地区的物业税收取。（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倡导市场化运作。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有限，为了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和效益，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整合城市区域内的社会资源，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合理授权和分权，形成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社会职能的履行方面，政府被定位于保证社会服务的公平、合理等宏观调控角色上，将部分职能配置给中介组织，减轻政府的负担，降低运作成本，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