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松林漫谈“体教结合”21世纪以来，由于举国体制后备人才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给此前一路高歌猛进的奥运战略埋下了深远隐患。08年北京奥运会后，后备人才短缺的问题逐步显现，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金牌总数下滑到38枚，金牌榜跌至第二位；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总数滑落至27枚，金牌榜下降至第三位，金牌总数为本世纪以来最低水平。在此背景下，“体教结合”的呼声愈来愈响，很多业内人士提出，依托学校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当今之下最可行、最有效的办法。在相关部门和人士的大力宣传和修饰下，体教结合变得越来越美好，并被众人视为灵丹妙药，定能解决我国竞技体育甚至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然而细究起来，体教结合的内涵还很模糊，体教结合的提法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体”和“教”应该如何携手还不太明确，体教结合该如何定位也不甚明了，为了促进社会对体教结合的理解，推动体教结合政策的贯彻实施，以上诸多问题都需要探讨和澄清。首先，“体教结合”的概念合法性存在问题。体教结合何时由何部门或何人提出？经初步查询发现结论不一。马宣建（2005）在《我国体教结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一文中将我国“体教结合”政策发展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体教结合政策的酝酿和形成（1949-1965年）；第二阶段为体教结合政策的波折（1966-1976年）；第三阶段为体教结合政策的恢复和发展（1977-1985年）；第四阶段为体教结合政策的重大进展（1986-2004年），他认为体教结合自建国就存在了。而虞重干则认为“体教结合”的原型是1985年原国家体委和原国家教委于联合出台的《关于学校开展业余训练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通知》，该通知摸索建立一个有别于传统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体育人才培养新体系，所谓“体教结合”，其本意是通过整合体育与教育两个系统的资源，形成合力，提高效能，共同培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虞重干2005）。关于体教结合的出处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且不论熟对熟非，体教结合的身世模糊一事已让她的可信度打了折扣。令人不解的是，体教结合的措辞在政府文件中多有用到，并大书特书，属于官方政策性用语，却从来没有给出过权威定义。学术界倒是对体教结合概念合法性讨论的很热闹，质疑之声很多，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认为体教结合概念的组织关系没整对，主张要对体教结合提出修正，或改为“教体结合”，抑或改为“体教融合”，前者力主用教育结合体育（阳艺武、刘同员2009），后者则认为“体”和“教”是平等关系，不存在谁先谁后，只能是融合（吴建喜2009）。另一个阵营的呼声很微弱和隐蔽，小心翼翼的说“在职业化竞技运动中，‘体教结合'是不可能的”，因为竞技体育的“专业”特性容不下教育的“全面”，所以职业化的竞技体育不可能体教结合（虞重干2005）。“名不正则言不顺”，体教结合的概念之争本身便是一个正名的过程，也是“名不正”的必然结果。但在本轮争论之中，“体”和“教”也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因而可将其视为体教结合概念纷争祸乱的根源。“体”为何物，“教”又为何物呢？郑捷、陈志伟（2006）在《“体教结合”的内涵解析》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对体教结合的概念作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解释。“微观的‘体教结合'指的是从运动员或学生个人角度讲的，运动员或学生在接受教育或运动训练的同时要学习文化知识，提髙自身运动竞技能力的同时还要提高文化素养，两方面的能力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协调发展；中观层面是指各级学校和运动队的人才培养要体教结合，不能用单一手段去发展学生和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坚持素质教育方针，促进人的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宏观层面讲体教结合是指体育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合作，促进教育和体育事业协调、可持续发展”。郑捷、陈志伟的分层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体教结合的理解，但没能提炼出体教结合的本质。阳艺武、刘同员（2009）的文章《“体教结合”与“教体结合”的内涵解读》则直指“教体结合”的本质，提出其“内涵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实现以人为本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体育回归教育本原，以教育系统为主导，结合体育系统的资源优势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竞技体育后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