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夜》的女性形象摘要《子夜》的写作目的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而《子夜》中的这些女性形象，只是作为话语叙事的陪衬，参与完成了男性化的主流叙事。茅盾运用男性叙事视角，比较客观地展现了众多女性在30年代的上海上流社会中的现实处境以及内心的彷徨。在这里，有不安、苦闷的杜太太和林佩瑶；有多年受禁欲主义思想的牵制而无法追求自己爱情的四小姐惠芳；有不知死活、及时行乐的“恋爱哲学”的宣扬者林佩珊；也有洋溢着新“时代女性”气息的表小姐张素素；还有腐化堕落的高级妓女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等。《子夜》不但为后人记录了畸形现代社会里的女性风貌，而且也为后人研究30年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资料。关键词女性形象禁欲主义恋爱哲学时代女性“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瞿秋白的这句话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子夜》的广泛研究。然而，《子夜》中有一个向来不为评论者所重视的地方，那就是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组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并非作家叙述的重心，只是作为话语叙事的陪衬穿插其中。“《子夜》中众多女性生活的环境——吴公馆，酷似《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一个乱世风云中的人间仙地，是容纳一群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边缘人物的一个乐园”。[1]这些衣食无忧、百无聊赖的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以及游走于上层社会的高级妓女，在30年代的上海，她们在对待各自的情感生活以及金钱的态度上，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取向。本文试图从情感生活方面对这群女性形象进行一次个人化的重新阐释。一、不安、苦闷的资产阶级太太在吴公馆里活动着这样两位资产阶级的太太：一位是银行家杜竹斋的太太——杜太太（吴家的二小姐芙芳）；另一位是实业家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瑶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掩盖住她们内心的不安、苦闷，这种不安、苦闷还时时啃啮着她们的心灵。杜太太是吴府中最年长的一位女性，虽然已经四十开外，但由于会修饰和保养，“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作为银行家的太太，使她能与丈夫一起出入于十里洋场的上层。在外人看来，她是何等的风光。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衣着华丽的资产阶级贵妇人，在她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不安时时啃啮着她的心灵。她害怕失去丈夫对她的关爱，害怕失去现在她所拥有的一切。在畸形的现代社会里，“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里的女人直觉地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险”。［2］对于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容颜的衰老给她带来的恐慌更甚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所以，她时时不忘化妆。即使在飞驰的汽车里，她也要“打开她的红色皮包，取出一个粉扑，对着皮包上装就的小镜子便开始化起妆来”。她“不觉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可以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3］她的一身“入时”的打扮，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博取丈夫的欢心，是她不安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在客观上，却是对她父亲终生恪守的封建思想的一种蔑视、嘲讽。所以，吴老太爷看着她觉得十分恶心，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在某种程度上说，吴老太爷患脑充血而死，与她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她对封建思想的“背叛”也就仅此而已。她在骨子里，仍然留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在对待儿子的情感问题上，她极力反对林佩珊与儿子的自由恋爱，认为“两个人辈份不对”。她还在遵循着旧有的择偶标准，思想并没有解放，还被禁锢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她是一个打上了封建思想烙印的中年资产阶级的女性形象。吴少奶奶林佩瑶的形象与杜太太有所不同，她是一个颇具复杂心理的资产阶级少妇。在喧嚣的人群背后，她感到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真味”是那样的苦涩。在吴老太爷的吊宴上，昔日的情人雷鸣的出现，勾起了她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使她非常怀念“密司林佩瑶时代”。在“五卅”运动的浪潮中，她曾与雷鸣演了一出短暂的“仲夏夜之梦”，但雷鸣的地位决定了不能给她幸福。当父母双亡后，雷鸣又突然从她的视野里消失，孤苦无依的她，只好嫁给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成了吴家大院漂亮的女主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使她欢心，“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