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顾长声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推至唐朝。公元635年，东方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西安传教译经，时称景教。根据公元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其中有“真经”、“旧法”、“经留二十七部”和“翻经建寺”等语，证实在唐朝时已有翻译圣经之举，并有一部份译本出版与流传，但并非全译，译本亦已失传。元朝时，西欧天主教方济各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据科维诺主教於1305年1月8日从北京寄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提到，“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诗篇译成中文，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但未见流传。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西欧天主教传教士重入中国传教期间，在长达130年传教之际，并未见有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份经文。18世纪初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巴设曾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译成中文。这批译稿现存於英国伦敦博物馆，但是否为巴设所译，尚待考证。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到19世纪初年才开始著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最早的中文译本在1822年出现，译者为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称作“马士曼译本”。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他是在1807年抵达广州的。1814年出版了他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23年，他和另一位新教传教士米怜合作下完成旧约全书之后出版中文圣经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线装本，共21册，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基督教的全部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1804年，由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合作修订的圣经中文译本问世，史称“郭实腊译本”。太平天国初期用的新约全书，为郭实腊译本，定名为《救主耶稣新遗诏书》。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又出版了该译本一部份旧约经书，在太平军辖区流传甚广。1843年8月，在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时，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根据以前译本重译圣经。在重译的过程中，参与翻译的传教士内部发生了译名争执，其中意见最大的，是对宇宙主宰的中文译名究竟应该称“神”或称“上帝”无法取得一致；结果各不相让，分成两个翻译班子，各自为政，进行翻译。用称“上帝”的班子在185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54年出版了旧约全书，由大英圣书公会发行，史称“委办译本”。用称“神”的班子则在1863年出版了“神版”圣经全译本，史称“裨治文译本”。到1868年，由浸信会传教士高德主持的译经工作完成并出版，史称“高德译本”。以上所有版本译文均用古文。但在“高德译本”出版之前，在1857年已出现第一部中文官话圣经译本，是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请了一位南京人当助手，被称为南京话版圣经，但只有新约全书。另一部中文官话圣经译本是北方官话版本，在1868年出版，由美国传教士施约瑟主译，史称“施约瑟北方官话译本”。接著，他又用浅文理译经，在1902年出版，史称“施约瑟浅文理译本”。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年的努力，在1919年出版，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上述译本出版后，外国在华差会曾公开表示∶希望这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盼望今后中国基督徒学者能肩负起翻译圣经的重任，出版一部符合原文的，又能适合中国最多数读者的中文圣经。60年之后，一部完全由中国基督徒学者合作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终於在香港出版。这批中国译者是∶许牧世、骆维仁、周联华、王成章和焦明。这个译本至今未能广泛流传。圣经的中译是一项神圣的任务，译者首先必须是虔诚的基督徒；其次，他们必须接受严格的中文和外国语（古希伯来文、古希腊文、德文、英文等）的训练；再次，他们必须熟悉经文和教会史；最后，他们必须摆脱世俗意识型态和偏见的控制，用纯洁的中文进行合作，统一对宇宙主宰的称呼，不受宗派影响。分布在海内外的基督教界有识之士要捐弃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