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讽刺探究VIP免费

《堂吉诃德》的讽刺探究关于《堂吉诃德》的讽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领域内的焦点之一。如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堂吉诃德》的讽刺绝非只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游侠骑士的形象来讽刺当时在西班牙广为流行的骑士小说，进而批判过时的封建骑士制度。堂吉诃德作为一个骑士形象，的确是被作者讽刺的对象，但塞万提斯绝不是为了讽刺堂吉诃德而讽刺堂吉诃德。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来自当时西班牙社会的不同阶层，有贵族，有农民，有神职人员，这些人物以荒诞可笑的形式集中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塞万提斯通过塑造这一系列的人，通过讽刺他们，实则是把矛头指向了当时他们背后矛盾重重的西班牙社会。杨玲在《<堂吉诃德>中的二重奏——论其宗教色彩与世俗因素》一文中就已提到：“在塞万提斯的时代，西班牙是一个充满矛盾、盛极而衰的庞大帝国。”这矛盾体现在封建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激烈冲突中，也体现在作家对于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形象的构建中。杨玲通过在《<堂吉诃德>中的二重奏——论其宗教色彩与世俗因素》中对堂吉诃德与宗教，与世俗因素的关联的分析来阐释了这一种矛盾。在张辉莹的《<堂吉诃德>与骑士文学的终结》中，作者通过“堂吉诃德的性格二重性”来阐释这种矛盾：“他是个喜剧性人物,同时又是理想与现实脱节、高尚的动机和无益的行动相矛盾、结果以害人害已而告终的悲剧性人物。”而在秦家琪和陆协新的《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中作者也指出：堂吉诃德性格的美学构成是悲喜剧因素的交错和统一,既是悲剧性格,又是喜剧性格。这样的观点在吕俊的《悲剧性的喜剧与喜剧性的悲剧》一文中也有体现。而蒋承勇在《<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中，则是通过多维的讽刺视角来展示了塞万提斯对于人文主义思潮所持的一种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同样体现为堂吉诃德形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对于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陈奇佳与宋晖在《理想的共同体与幻想的个体自由——<堂吉诃德>游侠骑士形象的寓意重释》中也提到：“在小说像是在讽刺堂吉诃德耽于幻想，但又时常对其幻想抱有强烈的同情；小说像是在攻击骑士制度的不合时宜，但有时又对所谓‘真正的’骑士理想世界十分尊重。”陈玲芬的《疯癫中的生命真意》中，作者就详细叙述了塞万提斯对于人文主义的反思和矛盾态度的根源所在。无论是对于堂吉诃德人物本身的性格形象分析，还是对于塞万提斯在小说里所表达的对人文主义的态度的分析，都脱离不了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归根结底，人物形象的矛盾，作者思想的矛盾，都是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的影射。本文从讽刺的视角来分析堂吉诃德、桑丘、神甫和公爵夫妇。作为被讽刺的对象，他们分别是以怎样的形象所展示出来的，而这样的形象背后更深一层的内涵代表的是什么。无论是堂吉诃德、桑丘，还是神甫、公爵夫妇，他们在小说里都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塞万提斯通过对这些单个的人的讽刺，从而批判了这些人背后的一群人，进而批判了贯穿了整个黑暗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此同时也批判了盛行在当时社会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一、讽刺的对象（一）堂吉诃德对于堂吉诃德这一游侠骑士形象的讽刺是小说文本最表层的讽刺。对堂吉诃德骑士形象的讽刺贯穿全文。例如堂吉诃德第二次出游时与凶恶的杨瓜斯人的相遇以及随后在客店的遭遇，堂吉诃德的坐骑罗西南特因求爱于杨瓜斯人的母马而遭到杨瓜斯人的毒打，“堂吉诃德和桑丘看见罗西南特挨了棒打，连忙气喘吁吁地凑上去，堂吉诃德对桑丘说：‘依我看，桑丘老兄，这伙人不像是骑士，肯定是一帮粗野下流的东西。听我说，你完全可以帮我一把：他们在咱们眼皮底下这么欺负罗西南特，这个仇非报不可。’”然而堂吉诃德随后却和他的坐骑一样，被杨瓜斯人打倒在地，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堂吉诃德试图模仿骑士小说里那些“英雄”、“侠士”的行为，然而他的行为却与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侠士”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荒唐性由此显而易见。他的主观动机和事件的客观效果之间产生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一种滑稽荒诞的喜剧效果，而这喜剧效果的背后，蕴含的却是讽刺意义，是作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