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思想品德加分： 现代版的“举孝廉”？VIP专享VIP免费

高考思想品德加分：现代版的“举孝廉”？陈飞/漫画他们提供观点杨克祺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熊贤君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高天明教育学博士后杨茂明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恩来深圳梅林中学老师、深圳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晶报评论记者魏鼎/文随着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即将来临，高考改革领域不断传出新动向，有关高考改革的话题也在持续发酵升温，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考季”。近日，全国31个省份陆续出台高考改革新政，高考加分项目调整尤其引人关注。盘点各省高考加分政策可以发现，本轮调整主要集中于奥赛、体育等加分项的削减以及分值降低，在13个省份的加分项目中，“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赫然在列。在传统的教育评价体系饱受诟病、人们普遍呼唤改革的语境下，政策制定者通过引入新的评价指标改变过去的纯学业评价模式，也算“审时度势之举”。然而，坊间观察家却大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们质疑政策的操作性，认为道德这种“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品质，很难用分数去量化和把握；他们警惕政策背后的道德风险：一旦设立新的加分项而又在标准上语焉不详，势必在高考领域掀起一股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之风——“改”倒比“不改”的危害大。现代版的“举孝廉”？人之有别于动物，即在于做好事，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毋须大书特书更不用犒劳。无论是“思想品德加分”还是“见义勇为加分”，都是要在教育评价领域引入其它标准，以改变过去那种“唯分数是举”的人才选拔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搞偏了——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杨克祺如此揣测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为做好事的学生加分，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好像对于一个未来社会的公民来说，做好事是不正常的。人之有别于动物，即在于做好事，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毋须大书特书更不用犒劳。”杨克祺说。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熊贤君以历史眼光审视“思想道德加分”，认为该政策与汉代的“举孝廉”堪可比拟，“汉代以‘孝’、‘廉’为选拔人才的道德标准，很多显宦名臣通过‘举孝廉’脱颖而出，这套机制发展到后来渐渐形成士族传袭的局面，所谓‘贵戚书命，不宜相违’。东汉灵帝时，乐安人赵宣为父亲守孝20年，被举为孝廉，后来有人举报他在守孝期间不仅行房事，还连生了5个孩子。‘举孝廉’到了这个份上，你说荒唐不荒唐？”熊贤君联系几年前各地实行的三好学生加分政策，竟与历史神肖酷似。“有一年，山西全省享受加分的三好学生只有20多个，江西却有200多个，江西学生的道德水平就比山西学生高出这么多吗？政策在实行中渐渐走样，那些来自于权贵之家的孩子，想获得市县三好学生称号，只要官员的一个条子就能搞定。”表里不一的道德是道德的赝品对道德动机的把握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的思想品德打分却是一种片面、静止的评价。在现行高考体制下，一分之差往往就是“天壤之别”，更何况一些地方规定思想品德可以加20分。在政策诱导之下，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寻租与舞弊行为？在教育学博士后、英国兰开夏大学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高天明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如果看到思想品德可以加分，哪怕在情感上并不情愿，也会违心去做。毕竟，评价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却无法测定背后的道德动机，表里不一的道德是道德的赝品。”而这种“表里如一”，正对应于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杨茂明所说的道德神圣性与纯洁性。在他看来，诚实乃是道德神圣性与纯洁性得以维系的前提，该政策将诱导人们去作秀、撒谎和弄虚作假。杨茂明分析一个人如果是道德的，起码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外在行为合乎道德，一是内在动机合乎道德。《礼记·中庸》里讲，“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哪怕全天下的人都不知道而只有天知道，在精神上也是圆满自足的。然而，“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加分”只是着眼于道德的外在方面，实际上道德的外在表现和道德本身是不一样的。“对道德动机的把握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的思想品德打分却是一种片面、静止的评价。推行这项政策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即道德沦为升学的工具，在这种意图支配下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杨茂明说。道德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