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彭兆荣“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关键词民族志真实性多样性移动性社会语境作者彭兆荣,1956年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厦门361005)。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对“真实性”的研究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热点。作为对所谓“表述危机”的反思和回应,民族志表述范式的转换,对其他学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从传统民族志对客观对象的忠实描述,转换为对客观对象的“解释”,诚如格尔兹所说,在“浅描”与“深描”之间,“存在着一个民族志研究的客体”问题,———就像“眨眼”的行为(浅层)与“眨眼”的意义(深层)之间的关系。①而“民族志就是深描。”②如果说传统民族志侧重于对“客观事实”(fact)的关注,历史民族志强调对文化结构“真实性”(reality)的解释,实验民族志强化“解释性”的“真实”(truth)认知的话,那么,人类学家通过田野作业对现实社会的体认,以及民族志“写文化”(writingculture)便演变为人类学家理解和反映文化的一种实践,从而使民族志研究成为一种“部分真实”的话语形式。③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真实性”(authenticity)出现了新的样态,引起民族志研究的关注。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民族志历史上几个重要“样本”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等进行梳理。就民族志研究而言,它必须首先回答以下一些相关性问题:人类学家根据“田野”经历所得到的民族志记录“真实”吗?或者说民族志能否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这种质疑至少隐含着三个方面的批评意味:首先,民族志研究通常面对的都是一些小民族、小社群,其中多为无·521·①②③C.Geer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NewYork:BasicBooks,1973,p.7.C.Geer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pp.9—10.J.Clifford,G.E.Marcus(eds.),WritingCulture:ThePoeticsandPoliticsof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p.1.文字社会;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在文化哲学的高度反映“真实性”?其次,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而人类学家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所观察、了解到的只是整个社会历史中被记忆和记录下的“幸运者”(survivals)。①这些历史经过了人类学家的“主观”选择和个性化写作风格的作用,能否反映历史意义上的“真实性”?再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群的移动性和技术主义使“舞台真实”越来越成为文化表述的有机部分;人类学家观察和了解大量装饰性、遮蔽性、表演性事件和事像,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而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论,如果能够反映,或部分反映,或有助于反映不同的“真实性”样态,它又是如何成为人类学知识谱系中的有机部分?这些都是本文所关注的。一、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两种“真实性”样态众所周知,传统的人类学家习惯将“真实性”表述视为一个社会的历史形态、文化模式或思维类型,认为某一种社会形态会产生相应的认知和表述方式。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视野里,那些“异文化”(othercultures),即所谓的“原始文化”或“野蛮文化”,是被当作以“欧洲中心”为主导的分类性存在。这样的分类带有殖民主义扩张时代的政治意味:“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过程。”②在这样的“区分/排斥”的分类原则中,凡属于“原始社会”的范畴,逻辑上都归属于同类的“真实性”样态:无论是澳洲人、祖尼人还是中国人。那些不同种类的“野蛮人”之间的差异和特性只属于“亚类”;仿佛亲属制度(kin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