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建设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底层视角看国家的回归张海东1，王庆明2(1．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200444；2．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辽宁沈阳110034)摘要：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仅通过“社会”的发育来解读中国改革的进程是有失偏颇的，由此我们主张国家视角的回归。民生建设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后果的一种回应，是对作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底层群体的一种补偿机制，由此文章提倡一种底层视角，通过底层视角我们不仅看到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而且看到国家对社会的浸透以及二者的结合交织。关键词：民生建设；国家与社会；底层视角；国家的回归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061-04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下分化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社会空间。对目lj{『国家与社会之问关系的变化究竟该如何理解?本文以民生建设为例来进行具体分析。一、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民生建设的背景改革开放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要变迁，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这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的政策取向、行动策略前后并不一致，与之相关，不同阶段改革的社会效果也不尽相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创生，社会流动增加、自由空间增大，国家垄断一切稀缺资源的总体性状况有所改观，国家对社会全面渗透和控制的局面亦不复存在，由此—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社会”开始发育。而且新发育的社会与市场一并成为提供资源和机会的一种新型机制，这一度被学界视为是“国退民进”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是改革使大多数人受益，“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图景也得以展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改革不断深化，资源配置机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所以众多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由弱势群体构成的底层社会[1】(删。底层社会在构成上主要是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新贫困群体。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下岗失业群体，他们原本是体制内的“单位人”，无论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上都属优势位置，自80年代后期第一家国有企业破产至今已有数千万人被迫离开原单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发展起来，而更多的没能充分发展，尤其是“40”、“50”人员，他们构成城市的新贫困阶层并成为中国底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底层社会的形成与我们强调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的发育构成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两种不同维度，这也对以西方经验为依托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提出了事实追问。市民社会的形成是以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前提的，中国是在市民社会尚未发育完善的情况下产生底层社会的，而底层社会的形成与市民社会的发育亦是同步的，都是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而产生的。官方话语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分化的的最初解释是：一方面，强调90年代经济低迷背景下的下岗失业仅仅是经济不景气下做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暂时性的，是改革的“震荡”、“阵痛”。另一方面，强调下岗是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体现，这是改革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革之初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规律作为压倒一切和冲破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手段，但对这种手段的客观性、规律性的强调实则又构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市场意识形态。相应的，作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利益受损群体，一方面在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初始阶段，他们相信自身身份和生活处境的变化只是一时的，是改革初期的产物，仅仅是“阵痛”，他们对回到体制内仍然充满希望，而支撑这种希望的是政治体制的连续性，他们曾经作为国家“主人”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虽然看到改革不断深化，市场逐渐推进，但他们相信只收稿日期：2009-01—22基金项目：本研究受上海市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