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争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争郑学富各界文史司马光画像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北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个是极力反对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可是两人的争斗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宏伟抱负，而非为了一己之私，所以他们的争斗是君子之争，体现出来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而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人身诋毁，二人在品德、学识、性格上却又有许多共同之处。王安石画像王安石生于年，岁中进士。司马光生于年，岁中进士。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道：“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年，王安石任知制诰，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等赞美之语。司马光比王安石早两年中进士，但他钦佩王安石的学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其中在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后，别具一格地创作了《明妃曲》，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均有和作。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为群牧使的群牧司当判官，应为“同僚”。包拯请客，司马光本来不大喝酒，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而两人还共同担任皇帝文学侍从。《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司马光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仁宗嘉祐间——年同在从班，特相友善，闲暇的时候，多于僧舍或坊间聚会，往往谈论宴饮终日，他人少得参与，时人称作“嘉祐四友”。那个时代，司马光与王安石犹如灿烂的明星，交相映辉。他们都是才高一世、名重文坛的巨子，不仅才高过人，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为学则勤奋，为官则清廉，是德才兼备的时代精英。王安石则“早以辞学知名”，“博通经史”，司马光“博涉经史，善属文”。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熙宁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司马光弹冠相庆。（图片来源网络）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声色，不喜奢靡。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翻开《宋史》，王安石拒贿之事也不罕见。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夸耀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载，王安石私宅中有一张藤床是公家的财物，是王安石当宰相时夫人吴氏借用的。罢相之后，一群小吏多次来索要，吴氏一直置之不理，家中的仆人只好悄悄地告诉了王安石。平素就邋遢惯了的王安石像脱了鞋，光着脚丫子脏兮兮地在这张藤床上地躺了很长时间。素有洁癖的夫人吴氏见了，赶紧用手捂着嘴巴，让人马上把这张藤床送还给官府。从这则王安石巧还藤床的故事，可见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贪图公家之物。他身为宰相，但并无私第，罢相后隐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处，仅能遮蔽风雨，四周连院墙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