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实证鉴定法”——关于宋至清传世古玉目前鉴定宋至清传世古玉的分歧较大，亟须综合探讨，达成共识。国人收藏传世古玉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关于鉴定古玉的古今专著已有不少种，但过去由于受客观条件制约，众说纷纭，分歧错杂，未能整合梳理而趋于一致。由来已久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仍在古玉鉴定领域发挥作用，扭转这一混乱局面是当今文物工作者和玉器研究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宋玉鉴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误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宋玉面貌的认识模糊不清，以前，在故宫博物院流传着“宋玉细”的说法，这种说法后来扩大到对宋代所有工艺制品的鉴定之中，也都是以“细”为其标准。当时对这个“细”字未曾深思，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研究之后，越来越感到其不妥之处较多，妥帖之处较少。近年笔者研读了乾隆帝御制诗文等文献资料，譬如说乾隆帝认为某件宋作玉炉是一幅玉图画（见《乾隆御制诗》四集·卷六十·乙亥·光绪版），他还鉴定另一件青玉兽耳云龙纹炉为庙器(原名“旧玉飞龙彝炉”)（见同上），虽对其年代未作判定，但从其飞龙形貌与动态可知，其必为宋器而无疑。乾隆帝的上述考证使今人鉴定宋玉颇受启迪。吉林、北京、上海、四川、陕西等地宋金墓出土的玉器均为宋玉鉴定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使宋玉鉴定有了突破性进展，但尚不能解决鉴定中存在的全部问题，尤其在兽禽、婴戏、螭虎等肖生玉雕的鉴定上仍存在着较大分歧，并未消除。出现分歧的原因非常复杂，并且是多方面的，假如集中于一点，则是各家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各家之间也从不进行交流，都不知除了自己的主张外其他鉴定家的具体主张，互相间好似毫无了解。此外还有一个缺欠，就是没有在查找证据上下功夫。尽管出土玉器并不多，但多少可以提供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鉴定上的真实凭据，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鉴定标准或鉴定标准器。我认为以迄今已出土的宋至清的玉器为基础，将其按器形、纹饰以及作工分别进行排比归纳，抽衍出鉴定用的证据，将这些证据再用于鉴定上，肯定会有很好的成效。如果能够这样做，我相信宋代至清代的玉器鉴定工作就有可能达到有证据、有科学性、有准确度的境界，即达到“实证鉴定法”的科学高度。试探“实证鉴定法”的两种（宏观和微观）鉴定标准，并认同轻微模糊度的存在。上面讲过宋玉鉴定的概况，已由过去的误判魔圈走上今天的科学鉴定的道路，这是经过几十年来的汲取前人摸索鉴考经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过去所谓的宋玉是包括两宋在内的笼统的时代界限，大概不会包括同时并存的辽、金等边疆地区民族政权的玉器，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现在我们所说的宋玉将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和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同姓皇室的两个时代区分开来，两宋的玉器各自有不同的风格与特点，这是宋玉鉴定的宏观标准。与此相联系的是辽朝(公元906年～1125年)玉器的存在，这已被正史所证明，在《辽史·服舆志》中就有不少有关玉器的文字记载，这是有目共睹的。近五十年来已出土了二百余件辽代玉器，经初步研究，其中确定包含着富有契丹民族特色的玉器，这不仅肯定了辽玉的存在，也指明契丹族玉器的出现。与辽玉相联系的还有五代十国玉器的问题。五代十国(公元907年～960年)是指梁、唐、晋、汉、周等五个奉唐正朔的短祚王朝以及在全国各地冒出来的吴越、吴、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个小国，其中吴越钱氏及其家族墓、前蜀王建墓、南唐李弁与李縖墓均出土了玉器。这批五代十国玉器中不仅有不少的有利于玉器鉴定的微观标准器，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它涤荡了唐代帝王玉的精美华丽的富贵气息，滋生了平淡近人的乡土韵味，而宋玉恰好继承了五代十国，严格地说就是吴越玉器平淡近人的风格，发展成为朴素淡雅的具有平民色彩的玉器。从这一角度思考，五代十国玉器是摒弃了唐代帝王玉的气派而创造了贴近生活并富有地方风格的玉器。辽玉直接继承梁、唐、晋等正统王朝玉器的传统，它在东北边疆和中原地区发育成长，是与五代至北宋(公元906年～1127年)玉器并存的具有统一时代风格和民族色彩的玉器。北宋玉器则直接柴周衣钵，在中原及江南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它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