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市场力量与农村组织建设依靠“市场力量”破解困局的逻辑中国现阶段农村基层组织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局，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所重视[4-5]。他们的研究成果普遍认同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促成村民有序集体行动的内生社会资本（传统农村“熟人社会”里所依赖的信任、威望、习俗等治理资源）和外生行政干预力量（人民公社时期所依赖的治理资源）要么流失殆尽，要么不复存在，导致了尚处于分户经营、过度受个体理性驱使阶段的农户，难以在现行的民主自治框架内为长远的共同利益而达成一致。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相关文献内部却存在着分歧。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比较倾向于通过完善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如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农林、水利等专职委员会等）来提升村委会的公信力和专业化水平，拓宽村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渠道与积极性，认为这样可以逐步培育起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基层组织之间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进而促成农民集体行动的实现。这种思路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甚至在浙江、四川等地开展了相关的政策实验。相比之下，国内“乡土学派”的农村问题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却认为，如果不能首先借助增加转移支付或壮大集体经济的手段赋予农村基层组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使其可以在村民培育起有序集体行动意愿之前为村庄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维护其基本秩序，村委会的公信力就无从谈起，村庄的脏、乱、差以及人口与资源的流失也无法好转，农村的边缘化将在理想的村民自治局面出现之前变得无法逆转。所以，必须首先以外生的力量适当恢复农村基层组织带动村民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国家暂时无力介入或介入不经济、但村庄内部力所能及的领域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虽然后续的一些研究经常将上述两种解决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思路对照起来进行分析、评价，但在笔者看来，提炼他们在宗旨上的相近之处倒是可以帮助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加清晰地回答一个问题——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显然，无论国内外研究成果，都认为所谓“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第1页共14页就是要让农村基层组织具备有效引导村民进行集体行动，从而贯彻国家意志并维护村民长远发展利益的能力。只有基层组织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国家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现代化改造才能够深入到农村的基层，农民有关发展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才能够有载体被反映给政府和国家。只不过，当这种抽象的能力需要植根一方水土被孕育出来时，广大中国农村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上的显著差异，会要求施政者必须因地制宜来探索建设这种能力的最优路径。因此，执着于分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巩固农村基层组织”这两种思路孰优孰劣的意义，似乎不如更紧密地结合具体地域的农村实际，探讨怎样才能让当地基层组织具备其应有的能力。以XX县区为例，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首先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一方面，在历史上较晚获得开发的东北农村，威望、宗族、习俗等传统中国农村治理的社会资本相对于中原和江浙地区来说是短缺的[2，6]，加之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大范围土地改革又最早在这一地区完成，这对传统“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瓦解就更加持久和彻底；另一方面，在人民公社和它所代表的强力行政治理模式解体后，农安地区农户分散经营、固守粮食生产的状态，并没有像在江浙地区那样因乡镇企业和私营加工企业的兴起、农民实际身份的变化等而发生改变，所以也不具备贺雪峰所说的基于雇佣关系、民间资本借贷、商业信息及技术共享等经济活动而建立的“现代型社会关联”[7]。于是，和吉林乃至东北地区很多肥沃黑土上的农村一样，XX县区长期处于“产粮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窘境，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既缺少县级财政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又鲜有可依靠的集体经济对其进行内生的补充，以至于在农业税废除之后，多数村两委除了举债、卖地、卖树，便再无法筹措资金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结果是，寅吃卯粮地变卖村集体资产，既容易滋生腐败，进而引发村民对基层组织普遍的不信任，又不具备可持续性，透支了农村基层组织在未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