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书谱》古今文对照版书谱卷上（第一篇）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馀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zhi）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研。”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书谱卷上（第一篇）说起自古以来善长书法的人，汉、魏时期，有钟繇、张芝的超绝，到晋末都称赞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精妙。王羲之说：“当下遍寻诸家名书，钟繇、张芝确实超逸绝尘，其余的就不值得品赏了。”可以说，钟繇和张芝之后，羲献接续了他们。王羲之又说：“我的书法与钟繇、张芝相比，与钟繇不相上下，或者说超过他。比之张芝的草书，譬若大雁前后飞行。然而张芝技艺精熟，相传他经年临池不缀，洗笔把池水全都染黑了。如果我也像他那样专心致志，未必赶不上他。”这是推举张芝、自认超越钟繇的意思。考察王羲之书法，在专门擅长方面，虽然未达到前人水准，但能兼通各种书体，所以是无愧于前面评述的。有评论者说：“书坛这四位先贤，从古到今堪称超绝。然而还是今人不及古人，古人的书风质朴，今人的格调妍媚。”质朴的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谢安索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品性是特定时代造成的，妍媚的格调也是时风影响的结果。虽然书写契刻，适合以记录语言，然而由醇厚变为淡薄，由质朴变为浮华，古今流变沿革，这种规律是正常的。可贵的是能学古又不背离时代变化，尚今又不致出现一味浮华的毛病。所谓“文采与质朴适度，才是君子高雅的风度”。何必闲置着雕刻华美的宫室去住古人的洞穴，弃舍精致的宝辇而乘坐原始的牛车呢？评者又说：“献之的书法赶不上羲之，就像羲之的不如钟繇、张芝一样。”或许这已评论到要领，但还未能详尽说出它的始末原由。钟繇专工楷书，张芝精通草体，这两人的擅长，王羲之兼而有之，比较张芝的草体王还擅于楷书，对照钟繇的楷书王又长于草体，虽然专精一体的功夫稍差，但是广泛涉猎、博采众优，总的看来，彼此是各有短长的。谢安素来喜好尺牍手札，然而轻视王献之的作品。献之曾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尺牍送给他，认为谢安必存录收藏，谢安却总是题跋后送回来，献之对此甚为怨恨。谢安曾问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昧钟张之馀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献之：“你的字比你父亲的如何？”答道：“当然超过他。”谢安说：“旁人可不这样看。”献之答道：“一般人哪里懂得！”王献之虽然用这种话应付谢安的鉴赏，自称胜过父亲，太过分了！况且一个人立身扬名，全赖父母养育。古有“‘胜母’之里，曾参不入”的佳话。拿献之的书翰来说，是继承羲之的笔法，虽然粗略学到一些规则，实恐未全学到手。何况假托是神仙授书，耻于推崇家教，以这种意识学习书艺，与面墙而观有什么区别呢！后来王羲之去京都，临行前曾在墙上题字。献之悄悄擦掉，独自换上自己的字，认为写得不错。羲之回来，见到后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