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69品读红色经典PINDUHONGSEJINGDIAN科学分析时局坚守信仰高地——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黄伟在人类历史上，预言并不少见，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预言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主观臆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预言，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其准确性，举世罕见。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并深刻阐明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预言之所以准确，主要是因为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科学地分析时局。今天，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发人深思，引人自省，催人奋进。一、中国革命的准确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回信。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1944年出版的毛泽东《抗战以前选集》和194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全文收录了这封回信。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收录这封信，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林彪致函中共中央，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要求，将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并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该文的写作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党和红军内部有不少人对革命的前途表示悲观，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怀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意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主张等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次全国武装起义。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这封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朱德、毛泽东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是这封信在红四军内部产生了消极影响。到1929年底，对革命前途悲观的思想仍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2011·770品读红色经典PINDUHONGSEJINGDIAN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批判了党内种种错误思想，却未曾对悲观思想进行批判。在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收到林彪的来信。林彪在信中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种悲观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看了这封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的悲观思想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驻地，写了这封长篇复信。这封复信，已经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在寄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各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在回信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是毛泽东继古田会议后作出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判断，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最新结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红军指战员振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