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和”：“和而不同”龙跃国兰州新区舟曲中学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深入发展，使全人类面临一系列共同问题。“全球问题”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全球性危机；另一方面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性问题。这些问题与每个民族的命运都息息相关，需要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全球问题”包含着一系列问题，其中不同的问题对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不完全相同，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的迫切程度和程序也不一样，这就使得“达于共识”成为艰难的过程。普世价值必须寓于民族精神之中，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民族精神只有与普世价值相关联，才能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个性，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同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精神可以转化为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同样也可以转化为特殊形态的中华民族精神，二者的界分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第一，普世价值的民族化。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实现了商品生产和贸易往来的全球化，更是渗透到世界各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近代以来，端起于西方的全球化运动已使得我国的社会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必须接受一种原本不属于我国本土固有或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发展道路，而去积极认同和接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性观念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道德思想，在帮助中国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由于设定了个人与群体的对立，因此，将其追求的价值目标锁定在个人本位基础之上，但这难以被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式族群文化所接受和认同。为解决这一文化矛盾引发的伦理冲突，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们，最先接受了由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一理论要求每个人必须首先认同自己所隶属的阶级，通过阶级意志体现个人意志，它使得个人先从无差别的笼统散漫的族群认同中剥离出来，再以神圣的方式加入到群体契约式的现代性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来。100多年来，受尽折磨和屈辱的中华民族正是通过现代社会工业化大生产造就的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精神，实现了被压迫种族的民族精神的自觉，从而成功完成了由传统种族朝廷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换。2第二，民族精神的普世化。普世价值打破了民族国家之间在道德领域的各种界限和壁垒，使人类的文明成果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相互流通。这种价值的同质化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水平，但趋同和求异是人类追求的两种相辅相成的价值取向。求异能够突破人类的单一性道德思维模式，实现人类伦理生活的多样异质和丰富多彩。就长期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而言，凸显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方的异质性特点，除了要实现被“他者”承认和增加世界道德生活多样性的目的外，还应具有更深层次的伦理旨意。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黑格尔的《历史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2靳凤林，杨义芹.民族精神与普世伦理的辩证统一[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哲学》就会发现，他所讲的“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将其特殊的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民族，并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作为根本的“理性”或“普遍”的东西展开和确立为“世界精神”的过程。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各种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左右未来的国际政治。在亨廷顿看来，最有可能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的是中华文明与穆斯林文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仍然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西方文明视为一种普世的文明类型。正如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说：“某些自诩为西方文化维护者的理论家当仁不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