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想综合分析兼论《周易》成书年代及作者叶福翔提要：本文以思想分析为主要方法，结合史料考证，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作者及成书年代作了综合考察，提出《易经》是西周卜筮官员们汇集的卜筮记录，经殷商草创、西周渐成、孔子编定；《易传》是对《易经》的义理发挥：《象》是纯粹儒家之作，《彖》是儒道融合奠基作，《系辞》和《说卦》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作。《易传》各篇作者为：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杂卦》。《周易》思想的性质判定问题，是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学讨论中，冯友兰先生的“《易传》的哲学思想”①和“《易经》的哲学思想”②两文对该问题作过总体探讨，8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③和余敦康先生“从《易经》到《易传》”④等文又作了总体研究，在朱谦之、金景芳、张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学专著中也可看到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周易》成书年代及相应作者问题，也是易学史上争辩已久但仍无公认定论的重大问题，相传“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揭证“系辞”、“文言”诸篇非孔子所作以来，历代考证不断，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从史料、训诂等角度深刻研究过该问题，70年代香港蒙传铭的“周易成书年代考”⑤和80年代台湾王开府的“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⑥等也颇有创见。显然：任何思想必定与特定的作者相联系，特定作者又必然与一定的时代相对应，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同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思想分析为基本方法,结合史料考证,即通过将《周易》思想与诸经、诸子思想相比较，兼取《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为证，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再作一次综合论证。一.《易经》思想及其作者1.《易经》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通观《易经》（卦象及卦爻辞），不能否认其为卜筮之象和占断之辞，其占断的范围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表现出一些朴素的思想，包括何种情形为“吉”,何种为“凶”，何时“有利”，何时“不利”，等等，其中贯串全经有一种对“君子”、“大人”和“小人”无向性的总体思想值得注意，如：“利见大人。”（《乾》等）“君子吉，小人否。”（《遁》）“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小人无咎，君子吝。”“君子无咎。”（《观》）“小人吉，大人否亨。”（《否》）“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这决不是站在帝王立场能说出的话，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场强调“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与此不同，试看《尚书》中记载的周公思想：“呜呼！小子封，恫乃身，敬哉！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尚书·康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徽柔懿恭，怀保万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显然与《易经》总体思想有异，综合《尚书》中记载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从未提过《易》且继承了殷人龟卜传统“乃卜三龟，一习吉。”（《尚书·金滕》）可以认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经》。同样，《易经》中“开国承家”类思想也不会出自底层平民。这样，《易经》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层人士所作，孔子和后来通称的士阶层就是这类中层人士的代表。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思想却有抬举君子、贬抑小人的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这些思想及其语言风格也都不同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