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毅：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于历史学等学科积淀深厚，与农村社会和田野研究方法具有亲缘关系的学科相比较，作为一种自觉的学科努力，新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农村和田野的结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大胆地估计，也就是最近十五年的事，并且，作为一种着意开拓的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农村的结缘从开始来看，也并非始于一种学科主流的有意而为，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机缘所促成的一个“意外”的结果，这种“意外”反映了一种学科的集体被动与困境。回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学刚刚恢复，就高扬民主和理性主义大旗，一路高歌猛进，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己任，一时间，其学科和社会影响力在新恢复的法学、社会学诸学科中处于领先位置，几乎可与经济学相比肩。这种显要是历史所赋予，并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以至后来者迄今也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那是一个政治学初生却激情澎湃的年代，也是政、学两界的一个蜜月时期，在那样一种百废待新，一切仿佛都需要重新认识和选择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学的基本取向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而根本无暇将处与这一结构底层和边缘地带的农村纳入自己的学科视野。然而，历史的发展充满变数，中国政治学在九十年代便从充满启蒙理想的半空中回落到现实的地面，从那以后，历史再没有给初生的政治学提供如经济学和法学那样大展宏图的机会，甚至连它自身都在经历一个学科的重新定位，以在新的社会生态中寻找安生立命的位置。正是在这样一种急速转变之中，一些学者开始了并非起于自觉但最终却又高度自觉的学术重心下沉，暂时放弃对宏大问题的关怀，而致力于去追问促成无常历史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于是，农村成为他们进行这种试探性耕耘的一块处女地。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对回复到相对冷寂地带的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学做一个整体上的评估，可以大体上归纳出两个新时代特征：一个是与国际学术相接轨的尝试。以这种第1页共6页取向为研究指归的学者在此一时期致力于学科乃至学术的重建，一些西方的重要学术思潮、学术范式、研究方法和学术概念，因其与转型期中国政治的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被引入，从而在外形和内核两个方面影响和再造冷寂之中的中国政治学术。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觉扬弃一贯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布道和注经式研究，从唯书为上转向实证和经验。正是在后一种取向中，对于中国农村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很快地取得引人注目的独特地位，并且因为种种国际和国内的原因而成为新时期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特例，获得了体制内的认可。结果，到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如果说在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中还能有所寄望，并受到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普遍关注的，就是这农村政治了。这一时期，作为政治学领域的跨问题公共领域，你不能不谈农村，不能不谈农村政治研究，不能不谈村民自治研究。中国政治学也因为有了村民自治研究这颗明珠，不仅重新获得体制性资源，不仅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各种资助，而且还几乎重新带动整个政治学科的重新崛起，乃至于有学者称中国政治研究在这个时候几近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上述状况无疑首先是由时代造就的，其次也是学者的努力和历史机缘相碰触的产物。明白了这两点，我们也就得以明白此一时期新生的农村政治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由宏观、高层向底层和中、微观的转向，由历史条件本身所促成，但研究对象的转变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研究者素有的研究情怀的转变，毋宁说，此一时期的农村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无能为力的宏大关怀的一种替代和移情。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替（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代与移情决定了其研究价值的定位，因此，此一时期的村民自治研究在实质上被看作是对更为宽广和复杂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试验和起点，因此，这种研究是村庄的，却又不是局限于村庄的，是关于中国农村的，但却更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地方。从正面影响看，具有宏大关怀的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