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津原县的曾产经验中学习正确的工作方法:在已经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的地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受到了严正的批评。很多曾经认为“不深入实际也能领导工作”、“要完成任务必须强迫命令”的同志不能也不敢再采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一套办法来做工作了。可是很多人还摸不到一套新的正确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因此有些人，尤其是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就感到苦闷；甚至有人说：“今后工作行不通就往上推，别无办法。”怎样才不是官僚主义呢。不强迫命令能不能完成任务呢。怎样才能既不强迫命令，又能把任务完成得很好呢。这些问题，在“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见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人民日报）和“中共XX县区委在推行‘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别追肥’新耕法中的宣传工作”（见一九五三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两篇文章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的方向。XX县区在一九五二年发动爱国增产运动时，曾走过一段弯路。当时XX县区按照上级号召每何增产五斗粮的任务，制订了全县每垧平均产量八石的一九五二年生产计划。区、乡干部也是到处一般地号召群众订每垧增产五斗粮的计划，可是群众对这一号召并不感觉兴趣，他们说：“咱这地打四、五石粮就到顶了。”“三年前你们就说精耕制作呀，多铲多tang呀。多上粪呀，也不嫌絮烦得慌。”“算计的孩子不好养活，计划的数目也靠不住。”上边催订计划，群众不订，区、乡、村干部就来了强迫命令的劲了。如像在全县工作最好的孟克里村，工作组和村干部先布置了一个党团员较多的组硬着头皮订了个高产量计划，然后把这一“成功”经验推广出去，叫各组都照样订，并且威胁群众说：“你们再说订计划不顶事，就当破坏生产办罪。”“破坏生产的就送到区上押起来。”这样一来，“计划”果然都订出来了，各小组普通一律地平均每垧增产五斗粮。但同时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反不如订计划前高了。他们说：“干部光图在上级面前落好名誉，拿咱老百姓送礼。”“秋后打不了这些粮食，要干部包出来。”这一情况引起了县委书记任国栋的警惕。他说：“农民愿第1页共4页不愿多打粮食。当然愿意。可是农民为什么反对提高增产计划呢。不知道怎样才能增产那样多粮食啊。”他的结论是：“关键问题是给农民增产的办法，给干部领导生产的方法。”哪里有这些东西呢。他承认“自己没有这些，我的最好方法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群众中去”。于是他到群众中去了。在四合屯，他和村支部书记于长江从玉茭穗上得到了启发，称了各种粮食穗的质量，计算了每种粮食一垧地应种的棵数，发现了常年产量和实际产量间有很大距离，增产有很大可能性。接着，他们又和五个村山村干部在一起开诸葛亮会共同研究，找出了缺苗、行距过宽、苗的稀稠不均是实际产量低于当年产量的基本原因。根据这些原因，他们创造了“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期追肥”的新耕作法。在这一新耕作法的创造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量垅底、数楂口、评穗头、算产量、找原因、想办法等是领导生产的正确方法。在这一新耕作法和领导生产的方法被推广出去之后，群众不再说“打不下那样多的粮食，要干部包出来”的话了。原来被迫订出来的增产五斗粮的计划反而又被自觉地提高了。许多人的计划不再是六石而是十几石了。自然，一个新的东西，决不是所有的人能马上、全部接受的。在耕作和收获的过程中，他们组织了参观评比红旗竞赛，和各种形式的宣传（如：当众打场、布置好坏庄稼的展览、宣传先进人物和事例等。这样作的结果，不但使一九五二年得到了大丰收，而且使新耕作法已深入人心，为一九五三年的农业增产运动打下了基础。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但内中却包含了一些重要道理，它告诉我们如何正确领导群众进行工作。如何领导群众进行工作呢。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何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这就是说，有两种进行工作的方法：一种是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