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访问题看依法行政信访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综合体现，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大量问题和矛盾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信访总量一直高位运行。从我区实际来看，土地征用、城市拆迁与旧城改造、劳动社保、农村土地纠纷、城嫁女村民待遇、代课教师、参战退伍军人、区内困难企业等老大难问题，以及部分涉法涉诉案件等诸多涉及民生的问题成为群众信访的主流。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缠访闹访、重信重访等现象居高不下。仅今年上半年，区级信访总量就达1690件次，单访和群体访910人次，到区集体访72批650人次，到市集体访22批892人次，赴省集体访8人次，京访12人次。信访形势严峻，信访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全区正常工作秩序。信访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从表面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群众“信权不信法”的惯性思维定式由来已久我国现行信访制度作为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渠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群众起着宽慰剂的作用。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即“上达民意”；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已成为司法程序之外的救济手段，群众通过信访获取权威支持来解决纠纷和实现权利救济。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几千年“人治”社会传统影响，形成的“权大于法”的思维定式根深蒂固。从形式上，人们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任何救济途径甚至司法救济的捷径，举横幅跪地喊冤、拦领导公车告状，赴京上访“告御状”等等过去只能在古代戏文里才能看到的现象如今也司空见惯；从内容上，人们更是把各种诉求意愿交织在一起，无论是涉及司法案件、还是行政事务，无论是事关家庭纠纷、还是邻里矛盾，事无巨细，只要是认为不如意、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全都通过信访渠道向政府涌来，大量的社会矛盾在政府堆积，导致“信访问题综合症”普遍存在。二是信访部门责重权轻，处理信访问题力不从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信访除了听取民声、反映民意、维护第1页共19页稳定的基本功能外，还成了“优于其他救济甚至于司法救济的救命稻草”，信访机构要承担如此之大的责任，就必须要拥有相应的职权。但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并没有具体的行政职权，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它只能承担“上传下转”的程序性功能，不可以也不可能去解决本应由相关国家机关处理的社会事务。没有行政权力的依托，信访工作也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因此对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呈现出了“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了”的尴尬境地。尽管地方政府在专门信访机构的基础上，都相应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信访联席会议，作为处理重大信访案件的议事机构，但面对与日俱增的大量信访案件，信访联席会议处理案件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力不从心，根本无法应对势如潮汐的信访问题。三是基层政府处理信访手段消极滞后，负面膨胀效应日渐凸显“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长期以来中央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的根本体现。在处理信访问题上，地方政府也秉持这一原则，通常通过建立执行领导包案、量化考核、责任追究等系列制度的形式，处理信访问题，以达到息访的效果。现实中，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和矛盾激化的各类信访个体，地方政府往往处于上级政府明令限期化解和下面群众信访问题难以消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因此，往往在处理基层信访问题中不得已采取稳控强压、看死盯牢、跟踪截访、“花钱放事买平安”等等法治以外的手段和措施，而且已逐渐将这些措施作为基层政府平息上访的一贯做法而心照不宣，常此以往，结果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相继出现，导致信访问题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信访问题如此突出，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基层政府及其各类行政机关未能很好的依法行政是导致大多数信访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80%的法律，90%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和规章都是靠行政机关来执行，行政机关绝大多数的行政行为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从目前大量的信访问题的所反映实质内容来看，绝大多数属于利益纠纷，而这些纠纷的产生与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不当行政第2页共19页行为密切相关。因此，信访问题就像一面镜子，它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