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及历史贡献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及主张梁启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路线。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主要有两个，也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有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萌芽的全面总结与理解，阐释了近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缠缚之苦，实现极乐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这样论述人人平等，“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唯智与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1］。这些反映了康有为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论述，因而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部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自小就随康有为学习，朝夕相处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二人相继逃亡日本。十数年的朝夕相处让梁启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明显看出来，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X8226;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2］除了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凌辱，从十九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帝国主义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第1页共8页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步步将中国拉进了亡国的边缘。为了使中国免遭灭国的危险，这个社会阶层先后开始探索强国之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迫于自己的统治压力首先开始了探索活动，在西学东进、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响下，将西方社会民主与平等思想、宪政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这其中有严复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这些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的梁启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思考变法失败原因时，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3］从拥护君主立宪制，到开始思考通过赋予人民平等自由权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集中体现了他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剖析变法的深入思考。梁启超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4］虽然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适合发展社会主义，梁启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论断，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