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散文唐宋时期的散文【篇一：唐宋时期的散文】的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散文一变为通脱清峻，自由活泼•其后骈文被奉为文章正宗•骈文的写作，技巧日趋精密,句法讲求对偶，声韵也要求平仄配合，“句句相衔”“字字相俪”（《文心雕龙、俪辞》）•这一时期，文人们倡导文学的自觉，区分“文”“笔”的功能，强调文学作品要“吟咏情性”“游荡心灵”•但他们主要是依据诗赋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这样，无韵的散文便被归于“笔”的范畴,排挤到议、记、经史等少数应用文章中去了•而骈文以其讲声律，求对偶,既可代替散文用于奏、表、疏、记、书、论，又可用于抒情写志，描绘景物，因而兼有“文”“笔”的全部功能.散文的本质在于自由，它要求真实地、轻松自如地表现自我，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动辄讲求声律的骈文是很难达到这一境界的•因此，隋唐之际,不少文人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反对骈文，倡导文体的变革•从隋朝的李谔到太宗时的重臣魏征；从初唐四杰到陈子昂，他们都分别以其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复兴廓清道路•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贾至、梁肃、元结则更以他们大量的古文创作实践为散文的全面革新作了充分的准备•及至中唐独孤及贞元、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崛起，大力提倡古文运动•他们的理论主张更为鲜明系统,创作上更是以大量的抒情名篇，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内容与形式•然而，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古文运动时“文以载道”的过份强调，韩门弟子则更加偏执,李翱作《复性书》开宋代理学先河，皇甫湜提倡“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的怪异风格，古文发展走上了生僻艰涩之路•因而晚唐时代,骈文卷土重来，李商隐、温庭筠都是一时名家•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宋初•宋真宗时，以翰林学士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一群文人，为点缀升平，粉饰盛世,效仿李商隐讲究声律，好用典故的特点，寻章摘句，时人奉为“时文”•因而又引起了许多文人的抵制•柳开、王禹偁、姚铉、穆修等人，主张“文以载道”，标榜韩柳古文•到了北宋中叶，欧阳修等再次掀起古文新潮，经过曾巩、王安石、三苏的不断努力,韩柳古文传统得以继承发扬，形成了有宋一代散文平易流畅、简明通达的艺术风格.这样，在唐宋散文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鲜明的线索：散文逐渐向文学本体回归•韩愈虽强调“文以载道”,但较之他的那些反骈先驱，要显得通达得多，因而他主张“气盛为宜”“不平则鸣”,强调的文的作用•韩俞散文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也不是《原道》《原毁》那些篇章，这些政论虽然气势凌历，但却给人以“霸气”之感•而是那些被称为“谀墓之文”的墓志名铬和那些自由灵活的赠序•柳宗元在“文”“道”问题上较之韩愈则更为灵活，他那些寄寓了自身情感的山水游记和寓言小品，实际上就是自身人格的化身•行文也更趋自由活泼•宋代作家则更是越来越突出地重视“文”的功用，欧阳修主张重道以充文，苏轼则更强调：“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苏轼《答王庠书》）欧阳修的散文以情韵著称，一唱三叹，弥漫着挥之不去盛世危机之感■苏轼散文则更是心灵的自然流露，或记山水，或载轶文，或抒性灵,在漫不经心中给人以美的享受•南宋的笔记小品则以更随意的形式,记载民俗风情，趣闻轶事.街巷杂谈，评诗论文，无所不书，行文更为自由灵活，信笔挥洒，不受拘束，形象生动,表现力亦很强•较之唐人,宋代散文更着眼于致力寻找常人生活中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因素，并将其提高、升华，其行文也就更为平易，更为通畅.两次古文运动的成就，使得唐宋散文从骈文这一贵族的殿堂里走了出来，走向了市林，走入社会•散文进一步摆脱了声律的束缚，打破了许多人为的框架，一种更为贴近生活，更能适应时代进步和语言发展的新文体古文应运而生了•从此以后,散文就从经史哲学的附席一变而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作家们可以用其自由地、无拘无束地模山范水，抒情写意•当然，置身于“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走入“纯文学”的道路的，任何文学样式,都不可能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唐宋散文也不例外，他们在让散文步入文学境界的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