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诗文事略吴昌硕，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夏历八月初一生于浙江安吉县。初名俊，字仓石，后改为昌硕，七十后以字行。尝自署缶庐、苦铁、破荷亭长、大聋等。民国十六年（1927）十一月初六日卒于上海去驻随缘室，享寿八十有四。吴昌硕是二十世纪初一位伟大的书画篆刻大师，他不仅把文人画的优秀传统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光宣诗坛亦是鼎鼎独立的一面大旗。吴昌硕的诗集，前后所刻，恐有多次。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开始刊印他的诗集《缶庐诗》，初录铅椠，历劫烽火，已是几同孤本。民国九年庚申（1920），吴昌硕77岁，在好友刘承干的帮助下，《缶庐诗》重新加以删削，增入新作，又续刊四卷，成木刻本《缶庐诗》并《缶庐别存》八卷。而题为《缶庐集》的重刊编选四卷本，从扉页起依次为郑孝胥和朱孝臧所题“缶庐集”二页、王震作“缶庐小像”一帧，未镌刻印年月，别存未收入。郑孝胥题名署款“癸亥仲冬”，缶翁是年（1923）八十岁。无论《缶庐诗》还是《缶庐集》，收稿到1921年为止，而缶翁去世前六年的精熟之作，散见于他的手稿，未曾木刻刊行，不能说不是遗憾。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吴昌硕在上海编选他50岁以前诗作四卷并别存一卷刊行，《清人别集总目》作四卷本，题名《缶庐诗》，卷首有吴昌硕中年的师友施旭臣、谭献两序，这是吴昌硕诗集刊本之最早者。吴昌硕自跋《缶庐诗》曰：（P19图）予幼失学，复遭离乱。乱定，奔走衣食，学愈荒矣。然大雅宏达，不薄视予，恒语以诗，心怦怦动。心读古人诗，仿为之，如盲人索途，茫然昧然，不知东西南朔也。积久成帙，无大题，无长篇，遣寥寂而已。稍出示人，人怜而喜焉，遂大喜，拟付手民，庶无负良朋之鼓励与十余年学吟之苦心。或宠以序，褒多而贬少。夫饰刍灵以衣冠，衣冠自衣冠，刍灵自刍灵耳，岂予所禁当哉？故删而不存，辄疏其缘起如此。《淮南子》曰：“使人信己者易，蒙衣自信者难。”倘谓自信，予何敢？光绪癸巳春三月，昌硕记。（1893年《缶庐诗》自跋）吴昌硕早年学诗，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为他诗集写序的施旭臣。施旭臣（？一1890年）名浴升，字紫明，安吉人，与吴昌硕同里同学，比吴昌硕小五至六岁。施旭臣善诗文，作诗不拘一格，以风骨气韵胜；为文则宗唐宋八家，能得神髓。“昌硕先生早岁开始学诗，曾从旭臣受诗法。先生每有所作，必持请改削。”吴昌硕在《石交录》中说“余与孝廉（指施旭臣）交最深，自始学诗，每成一篇，即以就质……孝廉未尝学篆刻，而议论与余合。余每有所作，辄能道其深意。”两人一同负笈杭州，拜诂经精舍俞曲园门下，故交谊在师友之间，情深意笃。施旭臣还是吴昌硕的媒人。吴昌硕的岳父名施绶，湖州人，当时在安吉县衙当差，与施旭臣颇熟。施旭臣把吴昌硕介绍给他，施绶赏其人品才学，遂将爱女施季仙许配给丧妻多年的吴昌硕。吴昌硕的诗对于性情相投的施旭臣而言，了解最切，其《缶庐诗》序曰：“吾友吴子仓石，性孤峭，有才未遇，以薄尉待次吴下。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一皆发之于诗。尝曰：‘吾诗自道性情，不知为异，又恶知同？'初为诗，学王维，深入奥窍。既乃浩瀚恣肆，荡除畦畛，兴至笔，输泻胸臆，电击雷震，倏忽晦明，皓月在天，至忱深思，跃然简编。呜呼！世之学者，誉合毁离，喜甘恶辛，其于仓石诗，刺于目而辣于口，方摈抑之不遑。而仓石独于荒江墟市之间，抱膝长吟，悄乎以思，旷乎以放。时而兀傲，时而愁悲。凡以自达其性情，不苟合于今，亦不强希于古，所谓克自树立者，殆无几乎！”吴昌硕诗格之峻峭郁勃、恣荡放旷、兀傲辛辣，可谓尽道在这数语中了。从《缶庐集》中，全部诗作之出发点，都不是为诗而作诗，其全部内容，都源于其生活经历，其命运蹇顿，其交友从艺，直抒胸臆，不择辞章。越到晚年，饱经世事，越多议论纵横，而长篇古风，也越发恣肆昂荡。在吴昌硕的眼里，施旭臣“为人无城府，交友以诚。乍见似落寞，及久乃弥肫笃，然世鲜有所知者。以故落落寡合，或以为无知而欺之，孝廉亦知而不较焉。”可惜的是，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三月，施旭臣赴京会试，殁于京寓。噩耗传来，吴的老师杨岘在寄吴昌硕《哭施紫明十韵》（见《迟鸿轩诗集》）中写道“君赴庚寅科礼部试，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