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政治挑战一、“中国模式”与西方因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但是，除官方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特色”不仅面目不清，而且日渐稀薄。[①]相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与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一方面，虽然中国在核心制度层面一直对西方影响保持警惕，但在微观层面，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西方化。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际化”和“与国际接轨”，西方化的过程在中国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涵得到发展。除各种生产、技术与服务标准的“国际化”之外，西方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评测指标也被广泛引入中国，使中国人能够明确地了解自己与西方之间的差距，也明确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念正在对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产生似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众多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一心追求的目标。《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记者丁刚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美国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他举出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美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吸引力：“‘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阳光曼哈顿’、‘曼哈顿后街风情’……地产商们毫不掩饰他们要在中国创造曼哈顿的雄心壮志。”[②]这种吸引力，恐怕是美国“软实力”最典型的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则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予以抛弃。比如，2008年以前，中国法定的节假日共十个，其中只有春节一个是传统节日。[③]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在有意无意之间，西方、特别是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目标和超越的对象，即便是官方对“和谐社会”或者“小康社会”的构想中，大量充斥的也是西方文明的内容。但是，中国在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两个方面的西方化，已经导致了诸多日益明显的矛盾。首先，由于中国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和文化体系与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极大差异，所以对西方制度和测评标准的盲目引进导致了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之间的矛盾、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制度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比如市场经济与户籍制度的矛盾、普遍国民待遇与属地就学制度的矛盾、医疗保健制度的市场化与医疗服务机构的短缺以及基本国民健康保障制度的缺乏之间的矛盾等等）。由于这些矛盾短期之内无法解决，因而它们的产生和存在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张力的来源。其次，不顾中国具体的文化与制度环境对西方标准的引入，不仅导致橘生淮北而为枳，即导致这些制度的变形与无效，而且催生了各种新的矛盾，使事态朝西方制度引进者的初衷相反的方向发展。至于那些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能具有世界性价值的文化因素，则因为西方制度与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仍有相当一部分是他方性的制度与标准）的引入而几乎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前一个方面可以通过在大学和科研体系中对西方制度的引入为例说明。近几年，各种流行的大学排名的结果、特别是SCIS的论文引用率排名，已经给国内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造成了大量负面影响。众所周知，除开其他因素不论，仅英语的地位这一点，就使中国学者的工作成果几乎不可能得到汉语世界之外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盲目追求“引用率”，只能使研究者们投其所好，挖空心思发表论文，而忽略了中国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说曾经在一次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一味趋同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高等教育只有坚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民众，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认同。”“现有大学评价体系有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被这些规则牵着走，不能放弃中国大学的使命和特色，不能淡漠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对国外制度与标准亦步亦趋的现象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迹象。后一个方面可以举中医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为例。自20世纪初开始，受到日本的影响，中国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