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美德与培育公民道德王殿卿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由中华文化、中华美德及民族精神三维构成。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与民族共生共存，只有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道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民族的价值观，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美德，才有可能养育起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态势中，中华文化正在逐步摆脱百年以来的被动局面，她将随着中国的强大再次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为此，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将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要从传承中华美德开始中华美德是未成年人应该具有的基础道德，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要从传承中华美德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这是讲道德教育与建设的历史继承性，也是未成年人道德成长的“根”与“源”。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她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她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是她使得中国人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她培育了历代众多的志士仁人，是她发展为当代无数革命先辈与先烈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她使得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至今仍然是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精神之源是她被世人视为建构21世纪人类共同伦理的重要资源。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昨天的中国是一个古老并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品，有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华传统美德与中华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对象百余年。这就使得在两三代国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化与道德的失落与偏见。而今，要真正地做到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化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文化思维定式，建立新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尊；就必须建立坚信中华五千年文明精华多于糟粕的文化观；必须建立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对民族的文化只能建设不能“革命”的文化建设观，必须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历史有一个唯物辩证的发展观。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推陈出新中华传统美德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因时因地不断发展变化、生生不息的“文化灵魂”。尧舜时代，中华道德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尧、舜、禹的相继“禅让”，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一种“选贤任能”、“立君为国”、“心系黎民”、“只为苍生不1为身”(屈原诗句)的政治伦理。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矣”，表明当时“孝德”已经成为公认的道德规范。“孝德”的形成，标志中华道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又超越了家庭，当时已经有了“孝亲”、“爱民”、“治国”三个层面的伦理道德，这三者内在的统一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被五千余年中华道德发展变化的实践所证明。夏、商、周“三代”，商因道德腐败而亡国。周代上下800年，以“礼乐”治国、平天下，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礼制”体系。“礼”成为调整尊卑贵贱、上下左右人际关系的规范。“我周公，作周礼”，周代已成为一个礼的社会礼的国家，为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开出先河。春秋时期的齐国，不仅成为当时的霸主，而且道德文化也有了高度发展。管仲(?～前645年)不仅帮助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革，使国家得以振兴和强大，而且对道德在治国中的价值提出了新的主张。他以为，人的道德行为与其经济生活状况有直接关系，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又曰“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易治，民贫难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