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趋势石秀光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政治和文化的有机融合。就当代中国而言，廉政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机关在廉洁从政方面所建构的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制度体系的标志，反映了廉政建设的变化、发展和进步状态。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入新阶段的一种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展廉政文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须臾离不开廉政文化营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需要以廉政文化为支撑和动力。因此，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不失时机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受到党的各级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视。历史进入今天，深入研究和创建廉政文化，无疑将会更好地推动科学的党风和廉政建设。一、廉政文化形成的历史源流廉政文化是在哲学指导下，由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交叉而生成的边缘学科。在我国古代，廉政是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传统的伦理学有诸多课目：礼、仁、忠、义、孝等，其中“廉”这一道德修养极受褒扬。法家则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绝大部分史学家、伦理学家都主张把源头上溯到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冢宰》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辩。”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它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评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法、辩”六件事，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称“六廉”。沿着《周礼》的脉络，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同时，在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论，如邓牧论君道吏道的败坏，黄宗羲论吏治廉洁的标准，唐甄论治贪之道，曾国藩论节俭治贪等等；各个朝代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种种法典奖廉罚贪，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察法——汉惠帝时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时的刺史六条，朱元璋颁布的一系列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清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等等；涌现了许多尽职尽责、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产生了许多廉事、廉诗、廉文、廉对、廉谣、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等。这些事象的汇笼与集合，构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国廉政文化体系。传统“官德”与廉政文化紧密相关。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德治”的优秀文化传统，“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家门而不入”，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成了从政的座右铭。孔子更是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大凡开明盛世的统治者，都明白“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的道理，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历朝历代承继优良传统而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官德”规范。建设廉政，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要有文化上保证，讲廉政必须讲廉政文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中国廉政文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马列主义把廉政作为政治学来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廉价政府作了系统的论述。恩格斯则在为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１８９１年单行本导言中，论述了贪污腐化及其对官吏的监督。列宁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列主义，同时又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使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