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摘要]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一、研究中华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研究中华文化，放在今天全球变局中来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几百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一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当然，重心转移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我们正处于重心转移的初期，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很长时间。国际关系的重心为什么会向亚太地区转移?根本原因是亚洲在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亚洲的崛起。美国和欧洲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但亚洲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就使世界对亚洲、中国刮目相看。亚洲、中国今天所受到的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可能达到了几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随着亚洲、中国的崛起，更加需要文化的支撑。第二，我们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也存在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绝非偶然，是历史形成的。中华文化有至少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它为什么如此长寿、如此富有活力?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愿意吸收世界各种文化的营养来丰富自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哺育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炎黄子孙不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论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如何，炎黄子孙都能够在那里落地、生根，而且做出令人羡慕的业绩，表现十分优秀。这是中华文化所决定的。毋庸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固有的弊病，这些弊病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了。所以，上个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对于中华文化的弊病和痼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现在回头看看，这些批判虽然有过头的部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孔子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不对的。今天的中国，正在把革命运动所矫枉过正的地方捡回来，各地兴起了学习《论语》、研究儒学、研究孔孟的热潮，肯定其中许多积极的成分。但是，回到“五四”运动时的情况看，如果人们继续遵循孔夫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那么中国革命就无法进行。毛主席在人民革命胜利前夕曾经指出，要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弘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件事毛主席虽然说了，但没有人去做。特别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国家自1957年以后，极“左”思想膨胀、泛滥，导致“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华文化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78年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们把国门打开，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并不是在中国处于封闭时期向人们灌输的那样一团漆黑，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外部世界有很多好东西，因而派了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中国人在学习外部世界好东西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也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否定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洋东西比中国东西好，新的比旧的好，现代的比古代的好。这种理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其必然性。但是对于这种理念，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进行反思。倡导研究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综上所述，由于革命的冲击，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了解得就不够，更谈不上深刻，所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即便是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对旧文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候，即便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