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门正在开拓的崭新学科,是辛亥革命以来关于中国特色与风格的管理科学化的理论体系。理论与实践证明,管理理论及其发展的研究首先在于其对于客观环境与现实基础的把握阐明其研究的国情基础是该学科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概括其国情基础、客观依据与发展背景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客观、充分、科学而又具体地阐述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离不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剖析与认识,即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与把握。区分管理理论发展状况的根本依据在于管理实践的环境、条件、特点、态势及本质变化,其体现在于这种实践所产生的相应理念、理论、学说或者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史可以发现,尽管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变化,但从本质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根本环境与条件并没有实质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陷于并演变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所谓“半封建”是从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角度看,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虽然总体上仍具有主体性,但实际上成为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所谓“半殖民地”是从政治主权角度看,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侵犯,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非完全主权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表现出的特点在于:(1)资本帝国主义掌控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命脉;(2)封建势力与宗主国勾结为一体,是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3)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存;(4)民族资本主义虽然产生并有一定发展,但始终软弱,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动摇特点及其双重性格;(5)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方割据、内部不统一;(6)民众政治权力几无,生活极为贫困。这样的国情基础,虽然渗入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剥削和掠夺,管理实践仍然是传统的封建专制的性质。从当时统治阶级的改良思想及举措来看,其根本出发点仍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并企图通过对“标”(方法、手段、技术)的有限调节达到对“本”(封建专制的皇权统治)的巩固和加强。因而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不能看作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开端,而只是预备和先声。中国近现代管理理论的分野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延续260多年的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而且宣告了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的灭亡。此后,不论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要变化。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政府,不仅开始了公共管理模式变革的尝试,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其在管理理念上表现出了与以往的极大不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权主义在理论上解决了革命目的问题,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管理理念的根本变化,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什么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权第一讲的定义说,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众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就已经有了明确的“中国化”意识,“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所以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