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史和心态史上的曹植文学和艺术作为一种生命活动，其成就无疑与生命的长度密切相关，活到77岁的海顿(1732-1809)的创作当然是享年38岁的门德尔松(1809-1847)无法比拟的；享寿82岁的托尔斯泰(1828-1910)的阅历和经验，也是只活了38岁的普希金(1799-1837)难望其项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但人们在评论艺术家时经常无意中忽略了这一点。像画家中的梵高(1853-1890)，作曲家中的莫扎特(1756-1791)、舒伯特(1797-1828)，诗人中的李贺(790-816)、王令(1032-1059)、黄景仁(1749-1783)、叶赛宁(1895-1925)，小说家中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萧红(1911-1942)，人们在惊叹其天才卓绝时常忘记他们只活了短暂的二三十岁，如果他们活到雨果(1802-1885)或毕加索(1881-1973)、甚至贝多芬(1770-1827)、里尔克(1875-1926)的年龄，成就将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些英年早逝的艺术家，惟一让后人觉得幸运的是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来探究天才的奥秘。尤其是中国古代，长寿的艺术家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少作，晚年编集作品时往往痛加删汰，以致除了极少数作家(比如唐代权德舆)外，一般很少保留下青年时代的作品。我们要了解神童或天才青少年时代的表现，只能求诸上述早逝的天才。他们有限的生命，使他们的天才停留在或许还未臻成熟的时代。曹植(192-232)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这样的天才作家，他加年短暂生涯中留下的作品为我们认识一位生于战乱年代的身份特殊的年轻作家提供了可能。但这只是曹植创作对于文学史的重要意义之一，随着我们的研究转向精神史的视角，他的作品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最近有学者从思想境界、审美情趣和语言风范三个方面来论述曹植创作对中国诗歌文人化的奠基作用，相当有眼光。曹植的意义远不限于现有文学史的评述，从主题学的角度看，曹植应该说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位重要的诗人。前人之所以说“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就因为中国诗歌的许多基本主题都萌生于他的诗中，而这些主题全异于《诗经》基于农耕社会文化传统上形成的主题系统。家庭伦理、政治关怀、爱情悲欢等《诗经》主要书写的主题，都围绕着人与社会、与群体的关系，或许可以说是社会化的主题，植根于一种很深的集体意识。而曹植的主题则是非常个人化的，忧讥畏谗，感士不遇，虚度青春的焦虑和建立功名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他诗歌特有的躁动不安而又抑郁寡欢，更因抑郁而悲慨激越的复杂情调。这在曹植纯然是出于个体生存境遇的真切感受，只关系到自我实现的个人价值问题，因而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但由于他是曹操的儿子，一度可能成为太子的特殊身份，使他诗歌所表现的情感成为一种独特心态的典型。一、三个志愿正像所有禀赋异才的年轻人一样，曹植虽自幸“得生贵门，遇以亲戚，少荷光宠，窃位列侯，荣曜当世”(《封二子为公谢恩章》)，但决不甘以“身被轻媛，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的慵懒生活终老于富贵(《求自试表》)，他追求的是一种生而有为、死而不朽的人生。“士之羡永生者，非徒以甘食丽服，宰割万物而已。将有补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胸怀这不凡的抱负，他很早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致杨修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劭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衰，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与杨德祖书》)他在此表达的人生理想，首先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经国济世，建立功勋。在《求自试表》中他自陈“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抚心而叹息也!”(《求自试表》)青年曹植衷心向往的就是像古忠臣义士那样立奇功于疆场，书殊勋于竹帛。不过同时他仿佛也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个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于是又提出第二志愿，即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