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文史哲不分，承担着阐释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任务，显然也大都属于人文学术。相对说来，从属于人文学科的人文文论更是流派纷呈，一家一套路数，感悟甚美，但各派之间难以兼容。它们有时并不需要或不屑于指导创作，而是“六经注我”式地解读文本。像西方原型批评、心理分析等等，都着眼于对文本价值的独特阐释。它们的阐释尽管看上去有些牵强附会，但却可以自圆，激起读者的理论兴趣、满足受众益智启明的认知或审美需求。人文文论学科建设的重点在于艺术鉴赏论、艺术批评论、艺术审美规律等等，逻辑体系性较弱。依据我的理解，中国古文论显然不具有社科文论的品格。但其中却含有许多社科文论的内容，像刘勰关于文学发展规律的著名论述等等便是。对于这些内容的发掘整理，无论是将其纳入到目前已有的社科文论（如“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中，还是收纳到新的社科文论体系中，都是很有意义的，都是实现古文论精华“复语”的具体实践，并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科文论。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尤其是钱钟书先生，其贡献应特别受到重视，他所揭示的“蚌病生珠”、“有包孕的片刻”等规律，既是中国古文论的精华，又得到西方文论的印证，完全可包容到“中国特色”社科文论中去。由于西方文论有科学传统，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的社科文论以“西体”为主也是正常的。中国古文论显然主要属于人文文论。我们今天精华“复语”重点、即作为新的人文文论建设理论资源的，应是（c）类，属中国艺术美学规律和美学特征的内容。其中可再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作规律性“复语”，或“形神兼备”地“复语”，即对古文论中所体现的中国古典艺术美学规律的创造性继承，建构新古典主义或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话语。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大美学特征是讲含蓄、讲意境，是虚实相生、是意在言外等等。这些风格及审美规律应当说是很有当代价值的。如有学者提及的“意象”理论“出口转内销”事例，便是典型。尽管“意象”理论“复活”是与美国现代诗人对其创造性地第1页共4页“现代转化”为前提的，其背后却正透露出中国古典主义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某种兼容性信息。但要使这部分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却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c）类内容的“复兴”或“振兴”，包括当代中小学教育人文内容和知识阶层人文知识结构的“民族化”，包括前文提及的当代哲学、美学对传统的继承创新，以及当代文学创作对传统美学规律的实践与创新等等。正像美国的“意象”诗歌创造实践在先，意象理论在后一样，如果没有大量体现中国传统美学神韵的新古典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创作，古文论的精华“复语”便没有对象。遗憾的是，尽管举着“现代”、“后现代”旗帜进行创作的当代作家、诗人不少，但却很少有从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的。假如有一大批像汪曾琪这样自觉追求传统韵味又体现现代风格的作家的话，假如我们有自己的“庞德”的话，那么，古文论精华的“现代复语”便顺理成章。这类“复语”显然应当是重点所在，但它却是整个民族文化建设的任务，要靠全社会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即使在文化及教育方针正确的前提下，我想，它也需要有几代人的时间，因为我们毕竟“失语”很久很久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传统文论这种精华“复语”成功了，它也只是当代人文文论中的一种，并不能排拒取代其它人文文论。因此，这种“复语”努力，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不如说是人文主义的。第二个层次，可称为特征性“复语”，或“舍形取神”地复语，即对古文论美学特征美学精神的创造性汲取，建构新的“中国特色”的人文文论话语。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显著区别，不仅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论的话语形式上。西方文论，“文”与“论”之间主客分明，文本是文本，理论是理论。而中国古文论，“文”与“论”不分家，既释文，亦悟道，既求论“文”之美，更求文“论”之美。文本分析、理论阐释与主体感悟融于一炉，文论家将艺术体验艺术地传递，使文论本身具有文学性质和审美价值。因此，古文论是诗化文论。古文论概念的不确定性、写意性、模糊性，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