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汉奸”郭嵩焘清代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然而他的主张不容于当世，下场凄凉，非但生前被唾弃，死去9年后仍有人要开棺鞭尸。社会精英思想的火花就这样一闪即灭。多年以来，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公元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他看着镜中苍老容颜，心绪甚为寥落。在纪年诗中，他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这年距离他卸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已有4个年头了。自光绪五年（1879年）由伦敦黯然回国后，这位当朝二品大员一直赋闲在湖南老家。如果不是因为造物弄人，去了一趟洋人的国家，郭嵩焘仍将被士人所尊崇。出使英国以前，他在国内已是饱学之士，而且久经仕宦历练，并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诏赏二品顶戴”。太平军兴起时，他赞助曾国藩办团练，建立湘军，人称“湘军财神”。击败太平军后，又致力于洋务，力主仿制西器、引进西学、废除科举与鼓励商办工业。在世人眼中，尽管先前的为官路上也有一些坎坷，但凭借其才学以及与朝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深交，平步仕途、终老一生，当非逆料之事。不过，后来的出使经历，却毁了他余生的顺境。梦醒者的痛苦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当时的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但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不忍坐视。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是无补于艰危的。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病的人，自然可以多一重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由器而学而政教，这说明郭嵩焘的认识的确比当时人要高一筹。郭嵩焘到英、法等国以后，周咨详访，博览群书，见识与学问都突飞猛进。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当然，最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国本）方面认识的进步。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郭嵩焘在30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他感慨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但汉代以前，只有中国有教化，其余地方中国人都称之为“夷狄”。现在都翻了个，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现在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夷狄”了。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1中，怎不令人悲伤啊！三大“罪名”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