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思想渊源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动摇，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削弱，二者的合力促成了“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要建立一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的统治秩序，只有寻求另一种途径和方式，于是主张“建法立制，富国强人”的法家应运而生。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主要渊源于春秋时期改革家的思想，此外，还有儒、墨、道三家之思想。关键词：先秦法家；社会根源；思想渊源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动摇，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削弱，要建立一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的统治秩序，只有寻求另一种途径和方式。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P.425）春秋战国时期的剧烈变化，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促使井田制瓦解和私田制出现。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土地不仅是最基本的劳动对象，也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空间，更是农业社会形态下统治阶级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西周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P.604）周天子自称是全国土地的最大所有者，自然就是全国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有了溥天之下王土的经济基础，才能控制率土之滨王臣的政治局面。周初的大分封就是在周初控制全国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的分封，“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3]（P.289）他把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民众分封给新旧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做诸侯，从而形成自己的统治网，“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3]（P.289）但是自西周后期开始，周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就开始动摇。周宣王“不籍千亩”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春秋后期，农业生产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铁农具的使用，使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恩格斯就曾指出：“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坚固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4]（P.186）人民开始弃耒废耜，利用铁农具大量开垦荒田。这批新开垦出的田地相对于公田（即井田）来讲称为“私田”。对于这些“私田”，开垦的人们（我们称之为私田主，其实与后来出现的军功地主或商人地主等大私田主来讲，他们只是暂时的自耕农而已，他们的前途有上升为大私田主和下降为佣耕者两种）即私田主拥有大小不一的自主权，收获物由自己支配，同时还可以用来交换。因此春秋时代的中原各国出现了老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的现象，公田上野草丛生，“维莠骄骄”，“维莠桀桀”。[5]（P.182）“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艺”，[6]（P.67）一派破败景象。“公田”上农业生产的逐渐没落即“公田不治”是井田制瓦解的外在现象。而井田制瓦解的深层实质就是各国相继进行了赋税制度的改革。随着“私田”的发展和“公田”的没落，原来只向公田主（即分封的各级贵族如诸侯、卿大夫们）征收赋税的国君日益感到其收入不能满足他的奢侈生活的挥霍，于是就把私田主作为新的征税目标，但这首先要承认私田主的私田的合法性。春秋时期赋税制度的改革，如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国实行“初税亩”和“作丘甲”，郑国子产“作封洫”“作丘赋”等，都是对私田合法性的公开确认。战国时期，西部的秦国先是“初租禾”，后是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从法律制度上涤荡了井田制的残垢。这样，井田制由“公田不治”的生产没落现象到赋税制度变革的实质，最终完成了它的瓦解过程，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政治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最集中的体现，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关系的变化，与井田制密切相关并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此时也出现了动摇。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历史悠久；但分封制开始于武王克商之后。宗法制和分封制紧密结合，共同维持西周统治阶级的政治生命，因此我们将它们合称为宗法分封制。周天子的宗法分封制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网络结构政权，即使是异姓贵族或功臣，也必先结成联姻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