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再复：中国的权术一、权术与制度之别《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但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负责的政策与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所作的《宝漠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正是没有真诚， 只有机变手段。 叶适这句话的重要性还在于说明，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文化，没有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等着作出现， 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出现权术政治游戏的第一个高潮。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代，则出现第二次高潮，后一次高潮，其规模之大、谋略之深、诡计之细密，是第一次高潮无法可比的。倘若如叶适所言，“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那麽，《三国演义》中的权人权术家们则相反，可谓“三国诸王有权术而无至诚”，个个都极会伪装、极善于耍弄阴谋诡计。被《三国演义》捧为正面形象的仁君刘备，其特点也是只有权术而无至诚，或者说，只在拜把兄弟的小圈子内有真诚而在圈子之外则无真诚。刘备的胜利，乃是伪装的胜利。权术归根结蒂是种手段和技巧。“术”本来是与“道”相对立的概念。世无道，术便悖兴。中国文化以诚为本，诚能通神，诚即道，因此，世无诚时术也悖兴。三国时代是个战乱时代，中国文化中的“道”到了此时已全面崩溃，权术家们口中念念有词的道，只不过是“术”的面具。曹操对皇帝早已失去忠诚，但还需要皇帝做招牌，“挟天子以令诸候”，此时维护天子，不是道，而是术。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道， 在现代文化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如果我们暂且悬搁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表达，那麽，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道， 主要应当是指制度。而权术恰恰是制度崩溃后的产物， 中国的权术那麽发达， 就因为制度无效，反而是权术机谋有效，生存技巧有效。钱穆先生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得其要点，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特别指出“制度与法术”的对立，两者此起彼伏，制度衰则权术兴。分清“制度”与“法术”这两个基本概念极为重要。他说：我们讲政治制度， 有一些确实是制度， 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祇是件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 因此没有一定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