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活着”活着，作为动词，它是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持续的一个动作；作为副词，它是任何人一切活动的基础；而作为形容词，它又是每个人生活的基本状态……活着，对于一个命运沉浮于时代变迁的个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来说又具有怎样的普遍性？这就是关于“活着”—电影《活着》所讲述的故事。张艺谋的电影一向以对人性的深刻挖掘而著称，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到《菊豆》再到后来的一些作品，都因揭露了民族劣根性而饱受争议。而在《活着》这部电影里，张艺谋的视线不再仅仅只停留在人性上，他用黑色幽默、戏剧化的手法将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相交织，以战争、革命等历史转折做催化剂，用线性的时代轴记录了一个小人物在厄运面前的挣扎与忍耐，并将所有无声的控诉变作了一种哲学的思辨。当然，这部电影的总体基调、人物塑造和思想内涵是脱离不了作家余华的成功创造的。对于这部电影探讨的我也不妨跟同影片中的代步伐依次展开。四十年代“死于安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及的旧社会，到处都是饱受地主官僚剥削与压迫的劳苦大众。然而与教科书不同的是，电影中讲述的地主少爷富贵并没有像周扒皮那样半夜起床，让公鸡打鸣逼长工们干活。相反，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剥削农民与赚钱牟利。甚至是贤妻、慈母的家庭生活也不是他的追求。带有浓重阶级色彩的教科书常常一概而论。毕竟现实中，旧社会占有40％土地的地主阶级又能出几个刘文彩呢？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不仅仅是尖锐的阶级矛盾，还有许多东西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也许作为一个少数个体的代表，在物质生活优越的背景下，他渐渐地忽视、甚至忘了“活着”。富裕却空虚的生活状态让他有了堕落的温床。很多人常常忽略了旧社会的中国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场所—赌场（茶室）和妓院。（或者是将它们片面的认为只是毒害了工人与农民）富贵就是一个典型的“赌场地主”(极度沉迷于赌博和皮影戏)，赢赌成了他的唯一追求。赌博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习惯，也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间接体现。倾家荡产是个别例外的必然结局。后悔也不过是徒增了一个前车之鉴与后人笑谈。只不过富贵的结局更悲剧的是气死了父亲、气病了母亲，这也不是前无古人的。到了这地步还不回头，那真是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了。至此主角富贵的身份彻底来了个乾坤大挪移。这个娇生惯养、不学无术的原地主少爷迫于生活无奈，只能靠自己的唯一的一技之长—皮影戏，来养家糊口。皮影戏这个贯穿全片的线索也不只是戏剧化手法的转折提示。它被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活着”的方式人生如戏的暗喻。随着主角身份地位的反转，我们的视角也从地主转换到了贫民。抓壮丁这一情节成了影片人物思想彻底改变的转折点。这就是当时贫民的生活，不仅要被地主资本家剥削还要被国军抓壮丁，远离家乡、有去无回。战场上的死亡虽然是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但嬉笑过后是彻骨的寒冷。富贵终于懂得了“活着”，那就是再见到自己的母亲、妻儿，不能这样“默默”地死去，因为他还有责任。皮影戏又一次戏剧化地改变了他的命运，为共产党唱过戏成了一笔伏笔。他得活着，他得回家，因为“活着”还不止如此。五十年代“生于忧患”富贵回家了，母亲去世了，但他还有妻子和一双儿女。朝代交替，江山易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本以为已经太平了的生活，随着全国各地对地主、恶霸批斗活动的风风火火地进行，又变得战战兢兢起来。阶级斗争的结果是，赢了富贵家产的皮影戏班主龙二被批斗为地主并执行了枪决，而输了家产的富贵反而因祸得福。龙二行刑时的枪声久久回响，富贵又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迫近。正是这样一次次的与死亡的擦肩而过才让富贵对活着的意义有了最原始与最本能的体会。电影中的黑色幽默直接地表现出了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的残酷，并间接地暗示了它所具有的一定的荒谬性。为共产党唱过戏，拉过大炮的富贵成了干过革命的群众。阶级身份的划分变的盲目与绝对。因为曾经的地主身份，富贵一家生活得极为小心。而新时代带来的新的巨变必将再一次左右他们的生活。阶级斗争刚刚趋于缓和，因无产阶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