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林帅【摘要】我国司法实践已经完全赋予了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将辨认笔录分别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形式作为证据使用。虽然辨认笔录属于证据，但是，以严格证明法则为基石，结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辨认笔录证据能力的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辨认笔录不应具有证据能力。一、问题的提出辨认是侦查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为查明案件事实而组织安排熟悉或了解辨认对象特征的人对案件有关的人、物、场所进行辨识和再认[1]。依照法定程序，以笔录的方式全面、客观地记录辨认的全过程和辨认结果并有在场相关人员签名的笔录，即称为辨认笔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对证据做出了法定分类，具体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七种证据。一般认为，只有具备这几种法定证据形式，而且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辨认笔录是否属于证据?辨认笔录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否属于上述七种证据中的一种或几种?如果不属于，其原因何在?迄今，理论界对于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仍百般踌躇，未有共识，然而，我国司法界早已把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使用，公诉机关往往视不同情况将将侦查机关移送的各种辨认笔录分别作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口供或者书证列入《举证提纲》，堂而皇之地向法庭出示，作为“呈堂之证”。而法官对于公诉机关提供的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也采取默许的态度，将其作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口供或者书证来对待。司法实践中，辨认笔录通常以下形式出现并作为证据使用。1、以附属于询问笔录或者讯问笔录的形式出现。侦查人员通常在询问证人的时候向证人出示与案件有关的物品让证人进行辨认，然后将辨认结果连同该证人对案件事实的其他陈述一并录入询问笔录。以这种询问笔录形式出现的辨认笔录便顺理成章的获得了证人证言的证据资格，公诉人将其作为证人证言向法庭出示。但是，这种辨认都是侦查人员直接拿待辨认的物品(如书证、物证)向证人(辨认人)出示，并没有向其提供辨认对象的同类参照物[2]。2、单独以辨认笔录的形式出现。司法实践中，这种辨认笔录的制作往往都是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辨认笔录的制作规范。如《规定》第249条第2款则规定，辨认犯罪嫌疑人时，被辨认的人数不得少于7人，有的侦查人员在组织证人、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时，提供的辨认对象的样本总数不足7人，甚至单独把犯罪嫌疑人提供给辨认人进行指认[3]。不论这种辨认笔录是否符合规范，公诉机关通常都将其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者书证的形式作为证据出示。3、以附属于书证的形式出现。由于我国司法实践是以“印证”模式来实现“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法定证明标准的，所以，实践中，侦查人员在取得某一书证后，通常会让证人对书证进行辨认，要求证人在书证上书写一段诸如“此书证上的公章系犯罪嫌疑人某某私刻并加盖的……”等以指认某书证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为内容的“证言”，并且签字按手印，以达到“证人证言”与书证的印证。公诉机关通常将这种附属于书证之上不伦不类的“辨认笔录”，仍做为书证向法庭出示，由于其达到了印证效果，法官有对其证据能力不予审查，这种辨认笔录不仅有证据能力而且往往还会产生较高的证明力。虽然辨认笔录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获得了证据能力，将其分别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口供和书证的形式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司法实践的做法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对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的相关问题一一做出回答。二、辨认笔录属于证据界定辨认笔录是否属于证据，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证据。1、从证据概念的角度分析。对于证据的概念有诸多学说，有事实说、资料说等等[4]。笔者认为无论是那种学说都是在不同角度说明一个问题——一个材料或者一个信息或者一个东西是否可以被称为证据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被用做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凡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属于证据。辨认笔录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因此，辨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