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绩效VIP专享VIP免费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绩效一、改革前农村制度与农业绩效（一）改革前的农村制度环境1962—1978年，中国农村通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所谓“三级所有”，是指农村生产资料的使用和产品的分配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分层管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机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协调生产大队生产、分配和交换活动的经济管理职能。生产大队乃人民公社与生产队之中介，它一方面是人民公社职能的延伸，代理人民公社协调和管理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另一方面保证所属各生产队在权利和义务上处于大致平衡状态。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是产权的排他性受到严格限制的农业生产组织（陈剑波，1994），其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集体耕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社员没有自由迁移和择业的权利。所谓“队为基础”，是指三级集体所有中，生产队是基本的经济单位。生产队的土地、山林、水利设施、耕畜和农机具等，由生产队自主支配使用，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度；受国家计划指导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选择种植何种作物，有权决定增产措施和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完成计划任务后，有权出售多余农副产品。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经营自主权。但是，在“三级所有”笼罩下，“队为基础”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集体经济中，农户依靠“人头”和“工分”从生产队取得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农村家庭经济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里政策允许的范围有所不同。例如，在1962年9月27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中，就划定了社员家庭副业的范围。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第三条规定，“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另外，农村家庭还有权“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和“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并且“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起来。”遗憾的是，在当时“极左”的政治气候里，农村家庭经济的发展被扭曲了。（二）改革前的农业绩效及解释在上述体制下，中国农业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高效率地利用农业资源。资料显示，1962—1978年中国农业产出总量和人均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和％，粮食产出总量和人均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和％。这段时期为什么没有高效率地利用农业资源？笔者认同的解释是，受既定发展战略和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没有充分地利用农民从事集体劳动的积极性。首先，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业部门担负着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提供资金的职能（主要通过“剪刀差”形式），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其次，社员个人在生产队中的劳动虽然能够取得集体成果，但劳动的提供者没有办法排斥其他成员也参与集体成果的分享。集体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品性质，集体生产被“免费搭车”现象困扰。再次，生产队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但粮食分配办法是先扣除“口粮”（每个社员都能够享受的、固定数量的粮食），剩下来的部分才按照“工分”（社员提供给生产队集体的劳动的度量指标）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进一步降低了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又次，由于不能从监督中得到相应的好处，生产队干部没有监督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对事对人的监督，容易引起直接的对抗；干部的工分不能拿得过多，否则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监督的成果不具有排他性，干部只能得到按工分来计算的份额；干部还不能从认真监督中获得职位升迁的机会。最后，家庭经济的范围尽管有限，但劳动成果都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