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的原因、危害及对策[内容题要]本文论述了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历史根源及现状，从刑讯逼供与司法制度、刑讯逼供与侦查手段、刑讯逼供与行政干预、刑讯逼供与程序正义、刑讯逼供与人权等几方面揭示了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并从建立沉默权制度、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前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时间等角度探讨了杜绝刑讯逼供的对策。[关键词]刑讯逼供侦查手段人权诉讼成本司法制度对策尽管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尽管公安部三令五申、媒体一再爆光，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顽症仍是屡禁不止，其严重程度即使是警察沦落为犯罪嫌疑人时也不能避免①。如今，人类已迈入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民主与法治已成[1]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当刑讯逼供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它对司法制度和人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何避免刑讯逼供，保障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本文尝试对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对策等诸方面作一浅显论述。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将刑讯逼供产生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清楚刑讯逼供产生的真正根源。（一）刑讯逼供与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军队保卫部门以及监狱等依法行使侦查权的国家机关，为追究刑事犯罪，依法采用专门的调查手段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诉讼活动。侦查活动的一般程序应是：发现案情——侦查取证——确定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而刑讯逼供则完全颠倒了这种侦查次序，刑讯逼供的程序是：发现案情——摸底排队——确定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取证据。比如，某个地区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侦查人员通过摸底排队（俗称“排查”），觉得张三有较大嫌疑。因为张三平常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且张三以前有过盗窃行为（请注意：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张三是犯罪嫌疑人之前，这种摸底排队完全是侦查人员的主观臆断，一个人也许以前多次盗窃，但未必这一次也是他干的，这种逻辑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对张三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刑讯逼供。如1果张三是无辜的，则很可能被屈打成招；如果张三真是盗窃犯，在严刑逼供之下，有可能交代其犯罪行为和赃物存放地点，侦查人员按照张三的交代取得证据，再用这种证据反过来证明张三有犯罪行为。于是，案件宣布告破，侦查人员大“功”告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1、侦查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偏差；2、侦查技术和物证技术的限制，使其不能完全使用科学的手段破案；3、面临限期破案的压力或急于立功表现；4、由于法律知识的馈乏，侦查人员在主观认识上存在偏差，长期以来，侦查人员总是认为：凡是被我抓住的都是罪犯，而将罪犯痛打一顿是不违反正义的。由此可见，侦查乏术是造成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刑讯逼供与行政干预。尽管我们国家规定了司法独立，但实际上，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是普遍存在的。司法机关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没有获得完全的独立，在许多方面都必须依赖于当地的行政机关。而犯罪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是一种社会公害。某个地区只要出了一个杀人犯，整个地区都将人心不稳，在凶手没有被绳之以法之前，社会就不会安定。这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只要将罪犯绳之以法，民愤就会得到平息，社会也将恢复正常。面对目前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各级领导都强调以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标准，如果所在辖区内出了恶性案件，不仅能影响该领导的仕途，严重时甚至会让其丢掉“乌纱帽”。于是，各级领导充分运用其行政权力，直接要求公安机关“限期破案”。但公安机关由于自身破案技术、侦查装备和人员素质的制约，一旦面临破案压力，通常将“宝”几乎全部“押”在最后的手段逼取口供上面。在行政干预之下，刑讯逼供在司法机关便具备了某种“正当性”。难怪一位司法官员这么说：“有些刑事案件并不是侦破的，而是揍破的，刑具破的。譬如领导安排你去破个案子，不打不揍破不了，打了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