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视角下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自然资源观审视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一定是时期（通常为一年）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因素、这些因素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及随着实践的推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演进的路径或趋势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研究如何促进人类财富增长的浩瀚学科内，不管学派之间视角、观点和研究路径有何不同，其核心的价值之一就是如何更加有效的利用稀缺性资源，实现其实质是以GDP(GNP)为衡量指标的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于其核心价值体系集中的体现在对经济资源或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相关性的自然和资源上，因而在其视野和研究范围内，就无法从整体上科学界定和把握自然和环境最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的价值，不管是对于当代人还是对于后代子孙的。因而，站在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未来的角度，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自然观从整体上说是短视的。很明显的伴随着人类在经济增长领域内所取得骄人成绩，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和资源环境却日益枯竭，生态日益恶化。正像保罗·霍根指出的那样：“自十八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保罗·霍根《自然资源论》）。在诸多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实践都不同程度上的导致了自然和自然资源环境的灾难。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口，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自然资源观点和态度进行反思和审视，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自然资源观（一）、古典学派增长理论中的自然资源观古典学派对自然及资源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土地这一重要的资源资源的论述中。古典学派经自然资源看作经济增长的根本基础。在古典经济学早期，配第十在研究税基问题是讨论收入和财富并在核算国民收支差额时发现了劳动的价值，因此认为“劳动和土地”是构成财富的两个要素。重农学派坎蒂隆强调“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本原或实质，而劳动是生产财富的形式或方式”魁奈也认为，所有产业中“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97）。因为“只有土地的产品才是原始的、纯粹得到的、经常在更新的财富（同上）。重农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尔阁更为直接的阐述了土地作为财富来源的原因。他认为：“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的来源；作为耕地的结果而生产一切收入的就是土地；在完全为耕种之前，为人类提供第一批垫支基金的是土地”。不仅如此，在经济学史上，杜尔阁还第一个发现并陈述了报酬递减原理，指出了土地资源的生产力极限。（美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从以上经济学家对作为自然资源中的重要要素——土地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重农学派对财富的分析其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将自然资源作为财富的本原和基础，既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财富增加的首要条件。而土地的生产力极限的发现和论述则表明了包括土地在内自然资源的有其内在的生产边界，即自然资源有其固有的生态阙值。因此，人类财富增长必然要受到自然资源生态阙值的限制。对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的论述最早是由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中得到论述的。他认为人口增长呈指数型，而自然资源数量确实一定和有限的，而且增长极为缓慢，由于二者增长率有显著差异，从长远来看，人口数量将超过自然资源的供给极限。因此，如果人类不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仅自然资源与环境将遭到破坏，而且人口数量将以灾难性的形式（如饥荒、战争、瘟疫）减少。从而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资源的这种绝对稀缺性表现为报酬递减，自然资源的极限被它表述为食物生产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极限，而人口扩张将使报酬呈递减趋势，他认为无论在物理数量上还是经济数量上资源的稀缺不会因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有所改变。他说：“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的不相等，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自然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尔萨斯忽略了技术进步对资源稀缺的缓解作用，但其对自然资源稀缺论的首倡及报酬递减的阐释，从倡导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角度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大卫李嘉图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