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拓展《伤寒论》方临床运用途径拓展《伤寒论》方临床运用途径湖北中医学院梅国强2《伤寒论》方，为外感热病立法，然其兼说杂病者，亦复有之，而辨证论治，原理互通，故《伤寒论》之方，可兼疗杂病；其中杂病之方，略加变化，亦可兼治伤寒(广义)。此所以拓展其临床运用之来由，一也。石寿棠谓“汉张太守著《伤寒》一书，立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随病之变迁用之，千变万化。灵妙无穷，万病皆当仿之为法，不可仅作伤寒书读也。”[1]“万病”，言其多也。“仿之为法”，并非按图索骥，谓其仿效、近似、以类相从，灵活变通之意也。是以一百一十三方，虽为伤寒而立，然不专治伤寒，更非仅治百十三证，医者务须穷其理致。精于变化，触类旁通，以少应多。方得《伤寒》之奥妙。3其二，大论文词古朴，示人以规矩，多显而彰之；示人以灵活，则往往隐于幽微。所述证治，或主随客省，客随主略；或以方测证，以证求方；或评其病机，或明其证候，或定其治法，种种不一，因之探隐索微，条分缕析，或因其证，或假其方，或合其机理，乃可拓展其方治范围。其三，仲景以六经立论。六经者，经络脏腑之总称也，而脏腑经络各有生理、病理特性，各踞其部位；经络根于脏腑，运行气血阴阳，循其路径，网络全身，而为有机整体。故其病证，合之为六，且曰阴曰阳，分之则名目繁多。惟其如此，则论中治脏腑病证之方，常可移作经络病证之法；疗经络病证之方，亦可易为脏腑病证之用。而调治脏腑经络，则气血阴阳得以和平。或旨在气血阴阳，而效在脏腑经络，是以扩大《伤寒》方之临床运用，又可于整体恒动观中加以揣摩。执方治病，最为实际，拙文不求理论之高深，但求临床之实验，兹探讨于下:4一、突出主证，参以病机二、谨守病机，不拘证侯三、根据部位，参以病机四、循其经脉，参以病机五、斟今酌古、灵活变通六、厘定证候，重新认识七、复用经方，便是新法八、但师其法，不泥其方5一、突出主证，参以病机一、突出主证，参以病机此言“主证”者，其义有二。一为某方所治之证候，就其典型而言，需脉证病机相合方可投剂，然则临床所见，典型病例较少，而不典型者恒多。故有主证虽同，而病机难以丝丝入扣者。此时用方，但求病机大体相合，无寒热虚实之径庭，便可据证用方，故云“参以病机”。此说似乎不经，然则仲景已开其先河，如栀子豉汤证，须见心烦懊憹之类，病机为热扰胸膈，而在太阳篇则有发汗吐下后云云，在阳明篇则曰“阳明病……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舌上苔者，栀子豉汤主之”(221条宋版《伤寒论》，下同)，“阳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不结胸，心中懊，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者，栀子豉汤主之”(228)；在厥阴篇则曰“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宜栀子豉汤”(375)，试比较以上数条，皆同中有异，是同为栀子豉汤所主，而演变过程实不相同。6又如四逆汤证，多见于少阴、厥阴二篇，且不说此二篇之四逆汤证同中有异，即以六经病证而论，除少阳篇无此证外，其余各篇皆有，而太阳自非阳明，阳明自异于三阴，何以均有此证?盖不同疾病之发生发展演变，依一定条件，可出现相同之病理阶段，阶段既同，是必病机大体相同，于是投方则一，故不得谓其某方专治某病。以此而证之临床，并非虚妄，如太阳、阳明病之汗多亡阳，热利及肺热毒盛之虚脱等，皆可投四逆汤类，待阳回再议清热。前人有同书四逆、白虎二方，先后与服之验案，今有四逆、参附注射液，用于多种外感热病之相同阶段(亡阳或脱)，更为简捷，甚或有内闭外脱之证，可同时使用清热解毒(汤剂)、回阳固脱(注射液)者。以上是从阶段而论，若以疾病而论，如太阴病“宜服四逆辈”(277)，而少阴病、厥阴病、“霍乱”，四逆汤为主方之一，此一方治多病之例也。7一、一、突出主证，参以病机突出主证，参以病机更以笔者之医案为证。如小陷胸汤原治“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138)，为痰热结胸之候，而患者刘某，女，36岁，以月经50日未行为主诉。询知多年经水愆期，少腹剧痛，量多色暗而有瘀块，渐致纳食甚少，胃脘胀闷，按之则痛，苔白而粗糙，脉弦缓，显系肝气郁滞，下损冲任，上犯胃腑之象。观此并非典型之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