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族群等级制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族群等级制度异常森严，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亦空前浓烈。至元末，族群等级制度有所改观，但此前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因素依然存在 所不同的是，此时士大夫的“夷夏”观念和不满“异族”统治的抵触情绪日渐淡薄，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认同意识。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蒙古的“汉化”问题上，而极少关注汉族士大夫对以蒙古为主的“统治民族”的认同问题。鉴于此，以下拟围绕元末汉族士大夫对蒙古民族文化、一统政权及民族成员认同意识的阐述，以期表明：元朝之所以能实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既得益于蒙元政权长期推行的“汉化”政策，也与汉族士大夫民族认同意识的不断强化休戚相关。 一、对蒙古民族文化的认同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民族认同发生、发展的基础。近人钱穆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 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以民族认同的实现一般始于文化的认同，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族群之间民族心理的趋同过程，其中之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等则是形成认同的最主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族群之间的认同，推动了各民族关系的改善和融合。在元朝，随着大一统秩序的重建，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蒙元政权，借助政治上的强权手段抑制汉族及其文化的“至尊”地位，同时使其蒙古民族地位及其文化因素实现充分张扬。由此，在统治权力的干预下，传统族群文化的优势地位此消彼涨，蒙古族的统治地位成为其“草原本位”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政治保障，也成为影响汉族文化并使汉族士大夫接受和认同蒙古文化的外在条件。 那么，汉族士大夫对蒙古文化的认同状况到底如何呢？早在元初，经过元朝数十年的统治，汉族士大夫所具有的“宋之遗俗，变且尽矣”，出现了“辫发短衣”，仿效蒙古语言、服饰的历史画面。降及元末，这种趋势更趋明显，汉族士大夫在以独立姿态不断发展华夏儒家主体文化之时，亦渐次接受了蒙古游牧民族的文化元素。诚如明人方孝孺所言：“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具体如下： 其一，仿称蒙古名。在元朝，除朝廷“赐名”外，汉人不可私自改称蒙古名。对此，清人赵翼指出：“如贾塔尔珲本冀州人。张巴图本平昌人。刘哈喇布哈本江西人。杨朵尔济及迈里古思，皆宁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