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民族性管理论文 近年来，基於一种即使算不上焦虑至少也相当迫切的感觉，文化批判转向了民族地位与种族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力图考察种族、民族、民族国家以及诸如此类的相关术语（比如民族大众、民族主义、国家话语、文化霸权和主体性等一整套批判范畴）在中国电影领域中的作用。本文的探讨从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个特别文类的“少数民族电影”一直推及作为中国新电影批判实践的「少数话语」，并试图说明从 20 年代初至今，那些民族与种族的概念究竟是如何通过中国电影内部複杂的妥协过程而得以运用的。这种妥协可以分为电影话语（如电影叙述与叙事）和批判话语（如电影理论与批判）这两个层面。本文将从第二个层面展开以便确定那些极端重要的关键点，然后再通过解读一些能够说明这些关键点的电影从而把论述引向第一个层面。 一、理论偏移：“Race”或“Ethnicity”？ 贝里（ChrisBerry）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将“民族”这样一个语义含混的汉语词彙等同於“race”这样一个内蕴甚丰的英文词彙。他非要将“racecharacteristics”与“民族特点”、“race-ization” 与 「 民 族 化 」 、 ” racecolor” 与 “ 民 族 风 格 ” 、“racialminority”与“少数民族”这样一些概念等同起来不可，并试图藉此对“汉族”进行一种解构性的读解。遗憾的是，其结果非但没有澄清中国电影讨论中许多有差异的概念，反而将其混为一谈。贝里虽然正确地确定了 1949 年后中国电影中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对此，他更同意用「民族中心主义」加以界定），但我在这儿宁愿将之视为「民族化」（“race-ization”或克拉克 PaulClark 所说的“sinification”）的东西，看作为一种受到政治激励与操纵的文化生产过程。这种文化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大团结的统一话语，而且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电影分析部分中看到的那样，带来了必定地蕴含着自我与他者辩证法的矛盾的电影话语。从这一角度看，贝里的程式是有问题的。他不加鉴别地把“race”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术语来使用，一方面遮蔽了“race”与“ethnicity”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亦混淆了支持汉文化相对於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霸权的“国家话语”与中国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后者策略性地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特色”的一种构成方式以对抗西方话语和技术。这种混淆产生的后果是，贝里轻率地把近期的中国电影定位为对“race”话语和“民族化”的挑战而全然忽视了另一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