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概诗概》中的“以理入诗观_刘熙载《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陆机《文赋》那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撇开在诗歌源起上这两种观点的巨大差异不管，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同样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人或诗论者对诗歌创作目的的界定，即诗歌应该是抒发情感、意愿、志向、理想的，诗歌可以通过抒情或叙事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而议论、哲理、思辨的方式和语言，因为更多的是辨析大道或事理，与个人意愿情感无涉，而且有文这一体裁加以承载，所以在宋代以前，以理入诗的现象虽时有可见，却并未引起诗论家们的广泛关注。直至宋代诗人在唐代诗歌情韵天成盛极难继的风光下，为另辟蹊径而大规模转向以议论说理入诗，这才引起轩然大波，以致此后的诗人和诗论者对理是否应该入诗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辩。反对以理入诗的诗论家大多从诗歌主情的角度出发，对以理入诗持否认批判态度。宋代张戒在他的《岁寒堂诗话》中提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他之所以认为诗歌坏于苏黄，就在于子瞻以议论作诗。明确反对诗歌中参加议论说理的成分。明代杨慎主张诗道性情，认为抒情才是诗歌的创作宗旨，他认为，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诗经》向来被认为是诗歌风雅之正源，而宋诗去三百篇却远矣，可见杨慎至少认为宋诗是偏离诗歌正统的。造成这种偏离的原因，在杨慎看来，正是因为宋诗主理。明代王世贞在他的诗论著作《艺苑卮言》中表现出的态度那么更加剧烈，他认为诗一涉议论，便是鬼道，完全否认以议论、说理入诗。而认同以理入诗的诗论家那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那么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从中可以看出，严羽是成认诗中存在理的。并且从他所推崇的羚羊挂角的诗歌境界来看，他对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汉魏诗歌是最为推崇的。可见严羽并不否认以理入诗，只不过他认为入诗之理应当浑融于诗中，而不能在言语上直接议论说理。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的诠释颇能得其三昧：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花中蜜，体匿性存，无根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清代沈德潜那么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