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天津条约》的前前后后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侵略者的要求被满足。然而，这个和约却没有带来清政府渴望的平安无事。条约签订以后，英国人开始在许多方面不满意起来。修约曾有英国人预言“只要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睡帽，不必更多，那现有的英格兰工厂就已经供不上了”。中国的国门被翻开了，但是英国人设想的贸易繁荣却没有到来。由于中国小农经济天然的抵抗作用，英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十分困难。英国人认为这是通商口岸数量太少所致。广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公行制度被取消，然而英国人却迟迟进入不了广州城。鸦片贸易虽未被禁止，但是也没有合法化。中英外交平等，英国公使却不能直接向大清帝国的中央政府表达诉求，更不能面见大清皇帝。英国公使每有交涉，必须经由两广总督等地方大员代为转达。地方的大员们常常是遇事推诿，想见一面都颇不容易，答复照会更是难上加难。诸多问题让英国人动起了修改条约的念头。1854 年，英国外相克兰顿训令新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要求他和中国进行修约，重点解决鸦片贸易合法化、公使驻京、华工出洋、长江航行、肃清海盗等一系列问题。英国无理的修约要求很快被清政府拒绝。为达目的，英国显露出了侵略本质，延续了炮舰政策。1856 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入侵广州，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 年，英法联军溯海北上，攻占大沽口炮台，京师门户洞开。一时间朝野震動，清政府派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谈判。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一场威逼。英法军队驻扎大沽口，逼中国同意所开条件，每当中国想有所转寰时，英国立即以“即带兵直入京师”相威胁。面对英国强硬无理的侵略者作风，桂良最终回复“本日定议，并无不依”。最终，中英双方在海光寺签字，这天是 1858年 6 月 26 日。驻京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清政府认为自己是天朝上邦，外国人都是不知礼仪的蛮夷，是耻于同这些“野蛮落后”的国家接触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就指示谈判代表耆英：尽量防止与英国人进行直接接触。十几年的时间过去，这一情况丝毫没有发生改变，在《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咸丰皇帝屡次指示桂良，防止直接同英国人见面。大清官员们与外国谈判，见面接触都要尽量防止，何况是让他们的公使常驻北京呢？咸丰皇帝更担忧的是，公使驻京后会尽窥京都虚实，以至勾结奸民，发生肘腋之变。可想而知，公使驻京这一要求对咸丰皇帝产生了多大的震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直悬而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