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兵法社会与“兵法文化》编者按：本刊今年第 2 期刊载朱鸿召先生的文章《“兵法社会”与“兵法文化”》，提出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一个鲜为人知的潜在特征是“兵法”、“兵法社会”和“兵法文化”，主张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重新厘定中国“兵法”的内涵，用以观照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讨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革命策略及其文化属性、文学特征，受到读者的普遍关注。7 月 27 日，本刊邀请局部学者雅集苏州古城，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现将讨论情况整理成文，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学术问题作更深化的探讨。兵法的普适性朱鸿召(文学博士，《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任记者)：中国社会历史是文人们写的，总是将自己在现实中未能实现了的理想愿望填充历史，写进文字，以之取舍历史，臧否人物，满足自己的人生遗憾和精神缺陷。这就给后人造成一种普遍的假象，似乎儒家道德伦理是治国安邦的金科玉律，为人处事的行为准那么。其实不然。我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并且是一小半；那另外一大半应当是“一部兵法收天下”。中国的“兵法”不同于西方的军事，它直接建立在对于人心人性的开发利用根底上，上可以治国安邦，下可以操之于房中术，具有强大的普适性。鲍鹏山(上海播送电视大学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不，其实你也只说对了一牛。事实上，我们治天下用的也还是“兵法”。我们文化中竭力赞扬的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政治才能、政治手腕、政治权术，老练，成熟，……凡此种种，不都是兵法么当我们宣称“政策和策略”是生命时，我们最推崇的，不就是兵法么朱鸿召其实还同意用最大的善意来理解阐释中国文化。所以，他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一部兵法收天下”。然后老实巴交地列举出了一系列数字来论证中国社会历史乱世多治世少，战争多和平少，于是兵法起作用的时候多。——你看，你坚持把“兵法”的使用范围局限在军事斗争和战争时期里。其实这是很无谓的。池子华(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同意朱鸿召文章中关于“兵法社会”三个根本特征的论述：“全民皆兵”，“社会组织按兵营行伍进行重新部署”，“社会生活全面军事化”。假如拿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村庄“圩寨化”现象作分析，或许可以视为“兵法社会”的一个诠释吧。圩寨，或称圩子、围子、寨、砦、堡，名异实同，统称圩寨可也。它是一种城郭村落，与江南圩田之圩不是一回事。圩寨化，简单地说，就是小村并为大村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