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维原理－－第一讲导论第一部分中医学理论体系层次分析自然科学的层次：普通基础层次基础学说层次基础学科分支应用学科1、西医学的层次2、中医学的层次第二部分中国古代哲学的渗透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长期以来，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医界多以《黄帝内经》的成书为标志。《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专著。两千年来，一直被公认为中医理论之源。如果回顾祖国医学幼年时期所经历的漫长而坎坷的道路，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内经》的问世，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这样一个医学革命的完成，即我国古代医学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努力，采取医哲结合的形式，以哲理释医理，形成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结束了稚弱朦胧的童龄时代，完全从“医源于巫”，医巫不分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在当时，对于华夏民族以及嗣后深受其惠的东方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自然科学的每一次突破和飞跃，都不能脱离当时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其中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结构、科学水平等因素，特别是离不开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战国后期直至西汉中期近三百年间经“层累”完成的《黄帝内经》，正是这个时期医学和哲学飞速发展的反映，也是古代医学和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结合的产物。医学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总结。同时，纵观我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古代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总结。”尤其是由实践到理论的上升和提高，往往是通过具有先进思想的“士”（知识分子）或士的集团去完成的。而《内经》基本理论的形成以及这部古籍的初期草创，正是以包括儒道在内的先秦“诸子蠭起，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空前活跃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的。它的出现，绝非偶然和孤立的现象，是和春秋战国时期那场围绕着“天道观”为中心的哲学大论战分不开的。而全书反映的主要哲学观点，主要来源于这场论战中日益壮大，兴盛一时的道家思想。由此可以认为，《黄帝内经》是医、道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医学和哲学相互渗透的成功尝试。医理源于道1、先秦时代医学、哲学的概况医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这已是确定无疑的结论。但是，于是的医学知识，也和其他早期文化一样，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它们的成果往往被统治阶级所攫取，并纳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的轨道，成为从属于神权、君权宝座的听命奴仆。在人类早期文化和智慧的结晶之中，医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涉及到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对生老病死秘奥的探索，因此，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关注。古代人类在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逐步摸索和积累的医药卫生成果，也就更容易被后世所缅怀，甚至发展到偶像崇拜的地步。例如关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素女言脉、岐黄论医等种种传说，以及对于医术超群、名扬海内的医缓、医和、扁鹊、文挚等上古名医的描绘，往往带有神仙或神医的色彩。古代人类这种认识上的矇眛和局限，加上统治阶级对医学的控制和歪曲，给原始的医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因此，和世界各民族古代史研究中所反映的情况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医学同样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原始医学处于经验的积累和摸索阶段。尽管在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辨病治疗，卫生预防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并由此产生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系统的基础理论，更谈不上具有一套用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成熟体系。从战国中期以前古籍所记载的疾病资料来看，当时的诊治仍然是以辨病为主。春秋末期，卫国医者公孙绰能治偏枯病，他据此而断言：“今吾所以倍治偏枯之药，则能起死人。”这种囿于疾病表面现象而忽视本质的错误认识，直到战国时代的《列子》、《吕氏春秋》才给予明确的否定。后者并指出了“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的关键所在。战国中期，人们从疾病的复杂现象出发，逐渐对病因的多样性和疾病的复杂性有所认识。《列子．力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季梁得疾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一日矫凡，二日俞氏，三日卢氏，诊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病友饥饱色欲、精虑烦散，非天非鬼，虽渐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