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南朝普陀山法雨寺造像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中首次发表了普陀山法雨寺一佛二菩萨造像的图片，此像收进了《世界美术全集》平凡社昭和五年(1929)第五卷 89 图，名为“石刻释迦三尊像”，日本学者认定法雨寺造像是南朝齐梁之际的作品。此后，法雨寺造像历经抗战和“文革”，至今下落不明。近来又有国内的陈悦新在《文物》杂志重新介绍此件石佛像，也持与日本人相同的意见，认为是南朝的石造像(陈悦新《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背屏式造像》，《文物》2024 年第 4 期)。法雨寺造像反复经日中两国讨论者介绍，已成为中外学界都承认的南朝佛像名品了。但实际上，这件石造像尽管乍看似有古意，实际上是一件不耐推敲的赝品，可从如下几点揭示其伪。佛、菩萨、飞天的造型问题法雨寺造像上的佛、菩萨给人的第一感觉即是动态僵板，体型枯瘦，姿态紧张。特别是主尊的褒衣博带大衣两侧内收，大衣紧裹躯体，腹部低平：施无畏、予愿印的双手位置过高，紧贴双肩；没有下垂展开，形体极为不舒展。两侧的菩萨立像也同样拘谨、生硬，身躯瘦长。三尊造像头部均偏小，面部五官布局紧凑，表情俗媚。整体造型上没有南北朝佛像既饱满又潇洒飘逸的造型和神韵，面部五官和表情上缺乏南北朝佛像的舒朗端正和健康内省的气质。总之，法雨寺造像的衣饰和莲花座就算如陈悦新文章中所分析的如何中规中矩，但这些表象的近似并不是推断佛像真赝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该造像的整体造型和神态与南北朝时期佛像的雍容、宽松的体态和内在的愉悦、静寂的神韵，全然没有共同之处。从背光上方的飞龙和飞天造型看，也似是而非。飞龙还马马虎虎，但飞天们四肢细瘦，腰肢扭曲生硬，虽天衣飘带飞扬，但身体动态和衣饰结构严重变形，形同玩偶，与北朝山东造像的飞天体态圆润、飘逸潇洒、舒展自如的形象截然不同。陈文章中所引证的南朝画像砖飞天的清丽飘逸实际上与法雨寺飞灭的拙劣造型相距甚远。台座和莲花的问题法雨寺造像没有台座的构造，属于独出心裁。纵观南北朝叫期所谓背屏式造像，都无例外在下部必须有长方形台座，有的在四面刻写发愿文。这个构造可从陈悦新文所引用的多尊山东系石佛造像和四川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石佛像上得到印证。如青州出土的东魏天平三年“尼智略造佛三尊像”、成都商业街出土天监十年(511)南朝佛造像等，看得很清楚。此外河南系的北朝石雕佛造像也莫不如此。在同一尊造像上，真品造像的莲花座不管用素莲瓣或宝妆莲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