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不同于投降派近日，拜读了郭剑波先生刊登于《探究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上的来信《历史观也要与时俱进》，对他高度赞扬该刊重新发起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争鸣，以打破当下学术界“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风气，深表同感。然而，郭先生在谈到中国近代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谁应负历史责任的问题时，将开创了中国近代历史先河的清朝第六代皇帝爱新觉罗·旻宁—道光皇帝和琦善相提并论，笔者对此不敢苛同。因为从历史事实看，琦善在鸦片战争中一贯力主求和，也即属于投降派（详见拙文《鸦片战争中的琦善》，载《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４年第２期）；而道光则以主战为主、动摇为次。几十年来，人们之所以给道光蒙上种种不实之词，予以贬斥和否定，原因在于对历史人物评价影响甚广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一直给道光戴上了一顶卖国投降的高帽子，现在有必要予以澄清。本文试图从道光在对待鸦片以及战争的表现入手，客观地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一、严禁鸦片清王朝自“康乾盛世”后，便危机四伏，走向衰落，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就是这种危机的反映。１８２０年，３８岁的道光继位时，不仅国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外国列强正虎视眈眈，企图打开这个闭关落后、神奇古老的大国。他继位后，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应付鸦片的输入和泛滥。鸦片早在七、八世纪时已由阿拉伯传入中国，十世纪时，已有罂粟作药材的记载，但尚不吸食。十七、十八世纪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吸食鸦片的方法传入中国，但数量既少，吸食者也不多。迨至１８４０年前后，每年输入三万五千箱，吸食的人也愈来愈多，鸦片泛滥遂成为清王朝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道光十六年４月２７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以《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中，提出弛禁主张。引发了弛还是禁的第二次大辩论。经过长达年余的激烈斗争，终使道光决心严禁鸦片，并为此实行了相应措施：第一，颁行《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３９条，表示“言出法随，决不宽贷”。第二，重用林则徐，惩处许乃济。他不仅１９次召见林则徐，赏紫禁城骑马，而且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办理粤事，沿海水师均归其节制，这种清朝建国以来所没有的旷典，“枢相亦为之动色”。许乃济则降为六品顶戴。第三，严惩违禁官员。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等为此被革爵，其它吸食官员被革职，烟贩交刑部审讯。虽然有人反对，但因“上意方殷，势不能已”，不敢公开表示。道光的这一系列举措，终于促成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成果。这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