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诗歌的历史流向 或许没有任何一种事变能象一场裹挟了全民族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争这样给文学的历史进程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史无前例的战争岁月在彻底改变了民族生存命运的同时也不可避开地改变了诗人认知和表现世界的思维和艺术方式，并进而在诗歌进展的宏观格局上呈现出战争条件下所独具的某种“时段”特征。本文把“抗战时期的诗歌”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进行总体考察，正是基于战争的时代背景为诗歌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的鲜亮的“时段”因素。只有充分把握这种“时段”因素才能更为准确地揭示抗战时期的中国诗歌所固有的某些特别属性。 尽管战争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把握讨论对象的总体视角，但抗战时期的诗歌仍旧存在着可以预想到的复杂性：其一，抗战诗歌虽然表现出鲜亮的阶段性特征，但却无法完全从中国新诗三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孤置出来，五四以来业已形成的诗歌传统依旧构成了它的诗学背景；其二，尽管从总体上不妨把抗战诗歌置于战争环境之下，但由于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个地域的存在，使得抗战诗歌在时段因素之外又具有地域因素。本文试图在兼顾新诗历史传统以及抗战诗歌地域特征的同时，侧重于梳理这段诗歌历史具有普遍性的几点流向，即大众化、写实化的理论与实践，哲理化的倾向以及“史诗”的创作。 一 还是在抗战前夕，中国诗歌会的代表人物蒲风就曾经作出这样的论断： 很显明的，“九一八”以后，一切都趋于尖锐化，再不容你伤春悲秋或作童年的回忆了。要香艳，要格律，……显然是自寻死路。现今唯一的道路是“写实”，把大时代及他的动向活生生的反映出来。［］假如说，蒲风所提倡的写实的道路在战前尚有几分预言的性质，那么随后爆发的全民族的抗战则使这一预言成为整个诗坛共同遵循的创作原则。由臧克家、蒲风、王亚平和艾青等诗人所代表的“大众诗歌”的道路，终于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抗战初期的诗坛，无论是诗歌观念的提倡，还是具体的创作实践，都呈现出空前一体化的特征。这种共同的归趋是诸种诗歌观念错综杂陈的二、三十年代所不曾有过的。战争背景下统一的时代主题以及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共同生存境遇直接制约了诗歌的理论与实践。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尚不是抗战前就以写实主义诗歌影响着诗坛的中国诗歌会同仁的创作，而是一批战前曾因“脱离大众”而屡受非议的现代派诗人的诗风转向。作为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的领袖的“雨巷”诗人戴望舒，抗战初期创作了祝福“英勇的人民”的《元日祝福》，曾经梦寐般地“期...
